首页 -> 2004年第8期

纽伦堡与大屠杀的话语建构

作者：王　炎

　　就像杰克逊检察官所宣布的那样，在血腥的二次大战之后的一九四五年，“正常而健康的人类理智”站出来要求对“二战”历史以法律的“仪式”进行善恶判断，这场战争不再是列强争夺世界殖民利益的“丛林”战争，而是被浪漫化为正义对邪恶的讨伐，著名的好莱坞影片《最长的一天》结尾处的画外音仿佛使我们听到十字军东征前教廷的弥撒，它将一场世俗战争宣布为人类正义之神对撒旦的轴心国的讨伐。战后的好莱坞和许许多多的欧洲影片一样将“二战”的故事以浪漫的格调讲述给观众，情节明快激荡，价值黑白分明，与越战影片的阴郁、复杂、矛盾的写实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法西斯已经被消灭，影视中的“二战”是胜利者的怀旧，而在历史现实中，“二战”的胜利者已经主宰了世界，从纽伦堡那一刻起，他们一直坐在审判席上代表着“世界人民”（一个最抽象的概念）的意志。惟独例外的是有关“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影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今天一直力图保持写实风格，尤以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为甚，有很多观众对该片过多地暴露凶残的杀戮场面和感官刺激的镜头而深感不安，苏珊·桑塔格甚至抱怨说：大屠杀影片中过多的暴露镜头会产生某种色情的效果。还有一个细节被这类影片广为使用，那就是在相当大比例的犹太人大屠杀的影片中，总会有一个一笔带过的镜头：纳粹新闻记者在拍摄集中营的新闻片（或资料片）。写实的细节和纳粹可能留下的电影资料都是为了说明该部影片不是虚构而是“再现”了那段历史。大屠杀的影片不是娱乐性的，而是历史性的，它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那段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它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影响和塑造着世界对中东局势的理解。这些影片往往通过一个犹太受难者的眼睛关照纳粹的暴行，这个人是整个犹太民族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是使观众认同的媒介，观众通过这双眼睛与整个犹太民族、战乱的欧洲，乃至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形成了“全世界人民”的集体想像，而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普遍的“人性”。
　　好莱坞通过再现大屠杀和纽伦堡审判不断重新建构着“二战”叙事，二○○一年的《纽伦堡》就是将历史上的纽伦堡审判重构为正义对纳粹屠杀犹太人暴行的审判，虽然历史上的纽伦堡仅仅是在第四项“违反人道罪”中的许许多多的罪名，如屠杀人质、战俘、精神病患者、儿童和各族人民等等罪行中的“各族人民”一项下，列举了屠杀大量犹太人的暴行的证据，但影片却讲述整个纽伦堡审判几乎都在控诉和惩罚灭绝犹太民族的屠夫。大屠杀类的影片需要重建有关纽伦堡的历史叙事，是因为犹太受难的话语需要纽伦堡为它提供确凿的证据和判断的依据，只有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话语才能不断高速复制自身。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犹太人受难话语的不断复制，在其背后有什么动力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首先要回到以色列建国这段历史中去。以色列是在一九四八年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建立起共和国的，并声称是依据一九一八贝尔福协定中英国对建立犹太家园的承诺。但实际上英国在以色列建国前，对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争斗持左右摇摆的态度。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是在美国，通过影响美国国会来与脚踩两边的英国斡旋，迫使英国增加犹太人的移民配额。到了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之后，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大规模迫害，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增加犹太人的配额每年超过十三万以上，这时还有大量的犹太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升级，这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和游说就成了影响英美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政策摇摆的关键砝码。特别是在纳粹倒台后，在美军占领的德国西部，犹太人仍被关在集中营里，在美国的犹太人再次游说美国政府迫使英国增加犹太移民数量，并将大量欧洲犹太人转移至巴勒斯坦。整个以色列建国的过程都是靠在两条战线上的殊死搏斗才得以成功的:一方面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另一方面游说英美支持他们建国，并予以军事援助。与英美周旋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博得对犹太人受难的同情。因为以色列国没有一天不在与阿拉伯世界冲突着，并时时面临着来自周边的威胁，所以大屠杀话语的生产一直有着强大的动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分配中，不被排入政治日程，属于沉默的历史。而另外一些种族清洗却成为当今西方主流话语的热点:科索沃塞族的屠杀以及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清洗。
　　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苏东垮掉之后，犹太大屠杀话语的建构更加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它变成了美国以西方为中心建立整个世界秩序和价值体系话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直接指涉着国际政治角逐的世界舞台，并力图在各民族国家之上建构一套以抽象的普遍人性为基础的价值认同。这种认同超越主权、文化和民族的认同，旨在将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和传统纳入到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中进行评判，它排斥习俗、传统和地域的特殊性和丰富性，视非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情感为落后和野蛮的。但是，由于这种普世价值的基础是抽象的理性范畴，它必然也会像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一样:空洞的哲学概念为专断和恐怖留下现实操作的空间。犹太人受难的话语寄生在战后世界普遍秩序话语的内部，它们相互补充、此生彼长。便于以普世的价值观为名义，为私利实行干预和强制。纽伦堡模式也在不断地复制，比如对米洛舍维奇和将来的萨达姆所起诉的罪名仍是沿用种族清洗和反人道罪——这个由纽伦堡建立起来，并由大屠杀话语不断强化的不恕之罪。
　　话语建构是现代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重要产物，它对我们的统治已远远超过传统社会，阿伦特等对话语的所指进行的价值评估不能解构话语的基础，相反，他们参与到了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催生着话语的复制和生成。而当我们悬置做匆忙判断的欲望，去揭示话语的生成机制和过程、话语背后的权力意志，以及它的现实指涉时，话语的崇高光环隐去了，它的猥琐和粗暴显现出来。当话语失去光环时，它的任性和专断也就难以维系了。
　　二○○四年四月十九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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