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城记》座谈会讨论纪要
作者：佚名
对于当下北京城市所存在的问题，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各方人士，在身陷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等困扰之后，目前已取得的共识是，必须通过城市总体规划的调整，立足于北京所在的区域，实现新旧城市的分开发展，从战略层面而不仅仅是依靠技术，求得通盘的解决。这无疑是一次转折。虽然这个想法，正是一九五○年的“梁陈方案”所坚持的，虽然梁思成、陈占祥为这个坚持付出了沉痛代价，虽然有太多理由去“论证”这两位学者的代价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但毕竟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使我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思成对北京市的一位领导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还使我想起梁思成逝世前在病榻上讲的那句话：“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今天的现实无一不被梁思成言中，虽然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我还想到梁思成一九四五年写的那篇《市镇的体系秩序》，那是说“二战”末期，伦敦为了解决人口及产业过度集中于市区而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着手编制“大伦敦计划”，以求得在区域范围内疏解城市功能，其情形与今天北京启动总体规划修编的思路相似。梁思成说：“伦敦市政当局正谋补救，而其答案则为‘有机性疏散’。但是如伦敦、纽约那样大城市，若要完成‘有机性疏散’的巨业，恐怕至少要五六十年。”事实又如何呢？伦敦为使市区人口从当年的一千二百万减少至目前的七八百万，正好是五十多年，梁思成又言中了。
当年，梁思成正是希望中国的城市不重蹈伦敦的覆辙。他邀陈占祥北上共事，陈是“大伦敦计划”编制者阿伯克隆比爵士的学生，梁为此还颇为自得地对当时的北平市市长聂荣臻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可后来的事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五十多年之后，虽然吴良镛先生曾于一九七九年提出《北京市规划刍议》，力促新旧城市分开发展，避免形成“铁饼一块”的局面，但今天人口已逾千万的北京，市区已如一张越摊越大的“饼”，大家置身其中，已感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于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启动了，“有机疏散”这面大旗终于亮出了。而要完成此巨业，是不是也要五六十年呢？
北京城的这段历史已能反证出城市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城市最终要受到规律的制约，规律会逼着它走到一条正确的路上去。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梁、陈是失败者，毋宁说他们是胜利者，因为今天这个城市终于朝向了当年他们所指定的方向，虽然有太多的人对五十年前的事不甚了了或全然不知，但规律毕竟是存在的。
我们已能看到，当老北京被毁掉的时候，新北京也就堪忧了。六十二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仅占规划市区面积的5.9%，其中却是北京市70%以上的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由先人精心规划建设的古城，是中华民族的大宗遗产，它本是不会妨碍而应丰富城市的新发展的，可长期以来，对待古城就是一个拆字。目前虽已在古城内划定了三十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可它们仅占古城面积的21%。而保护线划到了哪里，拆除线也就划到了哪里。保护区以外，大规模的拆除行动展开了；保护区以内的南池子，也是将绝大部分的四合院夷为平地，南长街也紧随其后……难道这就是北京古城的最后结局？以这种牺牲换来的又是什么呢？北京古城之内每百平方米土地面积中的房屋面积已高达108.69平方米，而近郊区仅为18.48平方米，北京的建设量已过度集中于古城这一“弹丸之地”，如不能采取断然措施停止继续的拆除，纵有这次总体规划的修编，也难免市中心区不成为一个“死疙瘩”。
我们确已习惯遗忘了。北京城墙被拆除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可当时的许多情况在人们的记忆中都变得模糊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认为梁、陈二位提出的方案，根本没有考虑到国家财力的许可，可他们恰恰忘记了拆除老城更是费用高昂，以至于彭真在一九五六年发出这样的感慨:“城内要盖房子，就得拆迁，盖在城外，这方面的困难会少一些。”许多人也不能理解梁思成为什么如此固执地搞“大屋顶”，不留情面地斥其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反动”，可他们没有看到当年正是梁思成目睹新建筑纷纷涌入故宫周围攀高，在百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在坚持古城的“中国建筑轮廓”中求取古城保全的可能。
当一位学者以“挖肉”、“剥皮”之痛来浩叹毁城之哀，而他的抗争，却引来种种误解与责难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把历史搞清楚了，我希望《城记》清楚地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拒绝遗忘。因为历史一旦被遗忘，它就会重演；因为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今天已是如此深刻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当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推土机铲除的时候，当一幢幢“欧式古董”被迎上街头的时候，当拆迁失衡了社会生活,这个城市必须靠南水北调“打吊针”度日的时候，我们已能真实地感到，今天困惑着我们的仍是梁思成那一代人的困惑。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城记》的特点是充分利用有关的文献，所谓“文”是指文字记录的资料，包括档案、梁思成先生的日记、笔记和发表的文章等；所谓“献”是指人说的事，书中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这在史料上都可以称之是第一手的材料，作者遵循了历史学的基本通则，讲的都是史实，没有虚浮之辞。也没有过多地讲自己的意见，摆出史实，让读者自己判断是非，作为一个记者来写这本书，持这样的态度，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北京旧城是明清两代的都城，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结束了北京作为帝都的历史。但是，北京旧城却仍然存在，城市的历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虽然不是帝都，作为城市它仍然在延续变动。在这九十多年里，北京旧城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五○年以前。这个时期北京旧城最大的改动有三项：一是袁世凯开南海新华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开和平门，辟新华街;二是开辟景山前街，拆除了故宫的北上门，把故宫和景山分开，修通了北京旧城东西城之间的交通孔道;三是日伪时期于内城东、西城垣南端开建国、复兴两豁口。虽有改动，但古都风貌依旧。
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包括“文化大革命”。《城记》写的主要是这个阶段的北京城。一开始便记北京旧城的保护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中南海为中央人民政府，对北京旧城进行改造，变帝王都城为人民城市，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建设新中国的人民首都;另一种是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的保护北京旧城，另建新市区的城市规划。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最后采纳了前一种意见。于是，拆牌楼、扩街道，拆除棋盘街、千步廊和天安门前的三座门，改建天安门广场，打通和拓宽建国、复兴两豁口间的东西长安街。甚至还酝酿过包括改造故宫在内的更大的改造北京旧城的计划，但由于当时经济实力所限，并没有实现。
第三个阶段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现在。北京旧城的保护出现了比以前更为严重的局面。第二个阶段中的两种意见，即《城记》中所记的史实，已清楚地显示出是对北京城市规划的不同意见，反映的是建国初期对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分歧，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这既是学术问题，也是对城市建设这个新事物的认识问题，但绝无钱利之事。这个争论是理念性的，是完全公开的，当然也伤害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感情。第三个阶段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在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进来，这个新的因素构成了第三个阶段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特点，在利欲的驱动之下，官商勾结，惟利是图，暗中操作，恣意破坏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百零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北京为例，在北京旧城的内城之内，把公元一二六七年（元至元四年）兴建的元大都城市街道，以“推平头”的方式成片铲平。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的街道系统一直延续到明清北京旧城，我们再三呼吁说明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和世界都城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似乎未被当局所重视。
《城记》一书在保护北京旧城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建议作者要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历史，补上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至一九五○年的第一阶段，再补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的第三阶段。把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事迹以及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劣迹，都如实地写出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历史是无情的，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向历史做个交代。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所）：很多人都在思考北京城毁城的问题。毁城真正的悲剧性在于这个城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自己把它保护下来，使它避免了战火的摧残；然后又在和平年代自己把它毁掉。这是非常奇怪的。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城记》做出自己的探索，它冷静地超越了人事恩怨，揭示了一个城市命运变化内在的动力结构。
这种动力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苏联专家的意见，这有一定的讽刺性，因为当时梁思成很欣赏苏联的规划，认为苏联是规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只有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圆满地实现城市规划，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城市只能是杂乱无章的、混乱的。但他的愿望很快破灭，苏联专家提出按照莫斯科的经验来重新改造北京，这是对北京致命的第一击。另外就是所谓破旧立新的“革命文化”，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强劲的主流文化，批判、否定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到“文革”的“破四旧”明确提出彻底消灭旧的物质文化。对文化传统采取这样彻底否定、割裂的态度，直至从物质形态上把它消灭掉，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可行性”，苏联人叫做经济必然性。现实的决策必然要考虑城市在今天的建设和使用，怎样才是最合理的。当时从管理者的角度，否定“梁陈方案”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抛弃旧城、另建新区费用昂贵，财力难以支持，因此只能利用旧城，见缝插针。这在今天看来是尤为可惜，甚至是有些荒谬的。今天和过去的实践早已告诉我们，在郊区征地盖新房远比在旧城区拆迁、安置便宜得多。因此虽然当时否定了“梁陈方案”，但在公主坟一带建设的军队大院、国家机关仍然不断往西扩张，说明内在的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因此经济方面的可行性也是不存在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毁城跟五十年代的动力完全不一样，当然也有一脉相承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解释为什么在战火中保留下的这个城市，又被毁掉了，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人们并不是把“城市”当作一种文化遗产来保护的，只是保护其中的文物，比如故宫、北海或让梁思成在地图上圈点的那些；至于古城是一个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这样的概念，我相信一九四八年并没有建立，今天也还没有建立。直到当前，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仍然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甚至为商业目的不惜一再地毁坏已经被列为保护对象的文物，城市建设完全服从现实的功利，这一课今天仍然需要补上。
张钦楠（建设部）：《城记》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有些段落读了令人流泪，这是历史的教训。然而，北京城的破坏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停止，“文革”以后北京面临新的、更大规模的破坏，这个破坏，这本书还没有触及到，希望能写一本《城记续编》。这个破坏现在是不是已经刹住了？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扭转的办法？我还是感到担心的。北京城市的这种变化在中国是有代表性的，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外国刹这个车比我们刹的早得多，他们在总结经验，找保护的新路子的时候，我们还在继续破坏，这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北京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四合院怎么保护？保护起来给谁用等，我前几天走过朝阳门，看见有两幢欧式的建筑标了大大的“拆”字，里面都空了。我看了非常伤心，当时实在太激动了，我就给刘淇书记、王岐山市长写了封信，说这是野蛮拆迁，太狠心、太粗暴、太野蛮，希望对北京旧城要温柔又温柔……后来再经过，看到“拆”字被盖掉了，其今后命运如何，还是个悬念。产生这种破坏，与商品经济有关。商品经济一进历史古城，就像一头公牛进了瓷器店，要有一些有效的控制办法。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市中心地价最高，向外逐渐下降，就像一座金字塔；开发商要赚钱，就得在高价的地段建高楼，低层的到郊外去，结果城市的外貌也像一座金字塔，许多世界城市就是这样。例如东方广场，当时就拼命地想突破限高，突破不成就加大密度，破坏了长安街的格局。我老是在想，除了行政措施外，有没有什么经济手段，可以遏制这种“公牛效应”？比如说，对老城区建立一个“社会成本”的概念，破坏的要支付社会代价。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关键是要承认老城的文化价值，办法就会出来。例如西安在考虑把省政府或是政府机构迁出城外，在城外创造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