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台湾的大陆想像
作者：郑鸿生
这一传承虽然在五十年代几乎断了根，但在完全接受战后国民党教育的新生一代中竟还藕断丝连，在七十年代初台湾的大学校园里爆发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中重新公开接上了线。这运动不仅引发了对民主的诉求，也隐含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企盼，对迈向理想大同世界的新中国的憧憬，这个火苗当然也迅速被扑灭，而那正是“文革”高潮刚过之时。稍后虽有怀抱同样憧憬且影响深远的，由苏新女儿苏庆黎(一九四六——二○○四)所办的《夏潮》杂志继之而起，然而随着“文革”的落幕与邓小平的复出，这么一种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憧憬与企盼遂进入一种压抑隐晦的状态。
在一九七一年与“保钓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并且促成“文革”落幕的，还有一连串极为重要的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同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此后，大陆在全世界范围重新取回了“中国”的名号，同时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开始崩溃，以战后新一代为核心的新兴台独势力借由党外民主运动也开始逐渐取得政治正当性，这三者是同时并存发展的。这正是台湾由反共亲美走到反中国之路的关键时刻。
从七十年代开始，大陆在国际上取回了中国名号，又随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原来在五六十年代面貌模糊的“大陆同胞”，开始有了具体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对大部分台湾人而言却是既熟悉又陌生，这里存在着从南京到北京的差距，从带着吴侬软语余音的“国语”到高亢而有点兴奋的“普通话”的差距，从传统汉字到简体字的差距。而心怀多年故国之思回去寻找文化之根的人，找到了那些古迹胜地，但也就只是唐诗宋词三国水浒之地，以及残破凋零的宗祠祖茔，此外却大半是陌生的了，既找不到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的痕迹，连减了笔画的汉字都陌生起来。以致到了九十年代，台湾介绍大陆风光的电视节目都还是带着猎奇的眼光，其中一个很热门的节目就直接叫作“大陆寻奇”。
而国民党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只失去中国名号的正当性，它所建立的威权体制也在民主浪潮与经济发展下逐渐崩盘，而连带着崩盘的还有它那个版本的新中国理念。原来朗朗上口的“我们中国人”变得嗫嚅难言，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台湾人”。而原来从中国自由主义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汲取诸多思想养分的党外民主运动，这时也逐渐被以“我们台湾人”为号召的民进党所僭夺。
从六七十年代的党外民主运动开始，到二○○○年民进党成功夺取政权，新兴的台独运动虽然反对国民党版的新中国，但在国民党这几十年来将大陆妖魔化的“反共亲美”路线上却是忠实的继承者，他们同时也受到六十年代五四台湾版反传统的影响。而且当反共意识在九十年代已经失去其实质意义后，又很吊诡地被转化成反中国意识。即是说，在台独运动的这些多重继承线索中，新中国不论哪个版本，中国也不论新旧，都一概被拒斥了。而就在这个空虚关头上，李登辉一辈的“支那观”遂又被召唤回来，尤其是在一九九○年他借着要求重组国会的“三月学运”将旧势力清除出国民党权力核心之后，如此一路走到“去中国化”的今天。
九十年代冷战结束，美式资本主义成为惟一称霸的意识形态，而其“民主自由”遂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武器，成功地嫁接在“皇民支那观”的心态上。大陆的“缺乏民主自由”相对于台湾在李登辉掌权后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一种“落后”，“进步的社会主义中国”遂又沦为“落后的中国”。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五六十年前的水龙头笑话到了二十一世纪还能在台湾流行，而其主要对象已经不再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及其后裔，而是大陆的中国人。“皇民支那观”借尸还魂，隔着海峡望过去，竟然还是一个“落后支那”。这是从七十年代以降，在冷战与美国因素的交相影响下所促成的关键性转折，直到民进党在世纪之交取得政权。
二○○四年九月底，民进党籍的“外交部长”陈唐山批评新加坡反对台独的言论时，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新加坡，一个鼻屎大的国家，根本是在拍中国马屁”，其中拍马屁一语是以闽南语粗话说出。在接下去的纷争中，政治对手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外交部长竟然说出“鼻屎”与“拍马屁”这两个不雅之词，而媒体也将焦点放在这里。然而他们都一如往常忽略了新加坡其实是台湾的另一个影子，新加坡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也是闽南移民，与占台湾百分之七十人口的闽南移民讲一样的闽南语──台独运动者所一再标榜的母语，大半新加坡人是直接听得懂陈唐山的闽南粗话的。
“民选县长”出身的陈唐山（他竟有个唐山之名）说粗话，其实是用来强化他与在地支持群众的联系，并非说给其他人听的，更没考虑到新加坡人能直接听得懂他的粗话。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台独运动排斥中国身份的几十年来，他们不仅拒绝了中国，还拒绝或忽略了使用同一母语的其他华人。闽南语被他们直接称作台湾话，而看不到台湾之外讲同一语言的人群。民进党早期重要人物、“新政府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就曾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新加坡访问，有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新加坡人居然也会讲“台湾话”！
这个台湾福佬人与其他闽南语地区的隔阂来自历史上的几次外力强加的断裂：先是日本占领台湾强迫海峡两岸闽南语区分裂，接着国共内战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对立再一次强化这个分裂。讲“国语”的国民党也不鼓励重建联系，因此，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难得见到听到或感觉到讲闽南语的非台湾人存在的。到了后来的台独运动更是将这原乡同语族的分裂视为理所当然了，闽南语遂成了排他的“台湾话”，也就有了康宁祥的笑话。因此，对于受到前后新旧政权影响的台湾选民，他们从台湾看出去除了是个陌生的新中国外，是看不到闽南语原乡的，更不用说同是闽南移民后裔的新加坡人或东南亚的其他华裔了，进一步说他们也是看不到亚洲的。而这里正是他们以闽南语为中心的“本土论述”的内在矛盾所在，难怪其中有人建议干脆放弃闽南语，而以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他们不只要去中国化，还要去闽南化，如此就再次陷入李登辉那一辈人鄙视其父祖辈旧唐山的自我否定情结里了。而这竟成了今天在台湾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以都市福佬人为主体的台独运动的深层意识。
在二○○四年为贯穿台湾南北第二条高速公路命名的问题上，被台独运动奉为神圣名号的“福尔摩沙”被列为首选，四百年前一艘路过的欧洲船只上的水手随口说出的这么一个偶然称呼，竟成了“新台湾”的开始。在这之前的二○○二年，民进党成立了一个叫作“V1492”的青年俱乐部，意在发扬“一四九二年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精神”。相较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留恋旧日本帝国之眼界的李登辉南进政策，年轻一辈的台独运动者则已配上了一副新美利坚帝国之眼镜。这里可以看到台独运动面对大陆/亚洲，基本上还是走着一条类似旧日本帝国“脱亚入欧”的老路，只是以更扭曲的姿态而已。
七十年代开始的变局并不只在台湾发生。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高兴地接见尼克松，预示了“文革”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中美和解带给大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在国际局势上，更在大陆的新中国路线上。然而这次的巨大变化却是慢慢显现的，而且也更慢地才为台湾的人所察觉。随着大陆的开放，台湾商人跟着回乡探亲老兵的步伐，一点一滴将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陆去，目标不是为了大陆的市场，而是为着同一个美国市场。对美国/全球市场开放的邓小平路线到了九十年代还在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大陆遂像磁石一样一步步将台湾商人吸引了过去。来到二十一世纪，受制于岛内的“去中国化”意识而被蒙蔽于大陆的崛起的台湾人民，突然发现原来落后的“支那中国”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带动全球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之一。大陆的这个发展不论是对于崩盘中的国民党，还是新取得政权的民进党，甚至对社会主义中国抱着孤忠之忱的统派，都是令人手足无措的一个“更新的中国”。
然而对在当局镇压党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长大、对蓝绿双方都持怀疑态度、也不太被社会主义所吸引的新生代，对大陆的这般发展却有不同的视野。他们与大陆同在承平时代成长的一代人一样是以当代惟一霸权的美国为标的，学一样美式发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迈克尔·乔丹，读《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译本。但因为政治对立的关系，他们却又是在这以讲国语/普通话为范围的大中华区，以美国为同一参考目标的合作兼竞争者。国共各自的新中国与台独的独立建国对他们而言都不再有神圣光环，甚至连旧唐山也是天宝遗事了。而他们最纯熟的语言则是从小说起的“台北国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台北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种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国语”，它既非带着闽南腔调的“台湾国语”，也非原先从大陆带过来的“南京国语”。然而这竟也并非局促一隅的语言，它所创造运用的一些词汇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中文华语圈中被广泛使用着。
在蓝绿不同中国观的纷扰中，这批使用台北国语的新生代从其他路径找到了多重互动管道。譬如台湾流行歌谣在新加坡十分红火，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在台湾也红得发紫，台湾卑南族歌手张惠妹也拥有很多大陆的年轻歌迷。又譬如我的一个侄儿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刚退伍即背着行囊自助旅行，以三个月的时间走过大陆半壁河山，沿途结识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陆年轻人，他们无所不谈，除了统独问题外都可沟通。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中国/台湾应该是什么”的纷纷嚷嚷，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了，甚至连“中国/台湾曾经是什么”也不太成问题。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
新生代之缺乏历史意识有其主客观因素。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只看自己肚脐眼”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无根的一代”。然而他们的这种匮乏与其说是来自他们自身，毋宁是肇因于发生在海峡两岸的历史嬗变。百年来介入这里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传承随意切断，对历史伤痕则是无情抹杀。我们可以看到，百年来站在台湾岛上回望大陆，从我祖父母辈看到的“原乡唐山”，来到日据时期接受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我父母辈所看到的“落后支那”，再来到接受国民政府教育的我这一代人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接着新兴的台独运动又将这神州之地描绘成“妖魔中国”。短短百年断裂如此之巨，嬗变如此之频，而两岸人民却都未能对自身这种断裂的历史进行认真反思。
显然，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近代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联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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