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台湾的大陆想像
作者：郑鸿生
我的朋友似乎在这次选战中才听到这个笑话。他属于台湾的新生代，虽然父亲来自大陆，但自己却是一直偏绿的。我回答说，不仅听过，由于出身本省人社区，还从小就听说过。在一二十年来的每次选战中，这笑话被民进党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个试图想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可见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各种政治立场的台湾人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其实把这笑话中的“中国军队”换成台湾乡下人，台湾换成都市，在当年的情境下也一样成立。我与我的偏绿朋友都同意这是个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后乡下人的笑话。
当然不止于此，其中还隐含着现代化的进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后的中国的意味。而开始讲起这笑话的台湾人正是处于这种身份的暧昧状态──他认同了现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绝了落后的中国。他以自身的位置，即接受了日本殖民者带来现代化好处的都市台湾人，来与大半是被国民党拉而来的大陆农民，进行对立比较。这种强化中国大陆落后性的刻板印象笑话就一直是泛绿阵营用来动员台湾选民的宣传策略。
这是我的上一代人，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现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辈，所陷入的身份危机。小说家黄春明曾经说过一个他们家里发生的事: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时，他的祖父很高兴地回到家里，却发现他的父亲哀伤地哭着，他祖父不解地问他父亲：“孩子，是我们打赢了，你为什么还哭呢？”与我父母亲同一辈的黄春明的父亲，确实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好处，而有了与他们上一辈的重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辈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是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惟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得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中不同音），这名称与到世界其他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一样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他们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现代化风潮下以遗民心态苟活着，我们可以从流传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一个日本兵的笑话来理解这心情：日本兵仔刚到台湾时，看到寻常人家屋外曝晒在大太阳下的一个个洗刷得十分干净的木桶，就像他们家乡用来装米饭的木桶，于是就拿来当饭桶使用了。没想到这些木桶原来是台湾人家用的夜尿壶，每天一大早就必须拿到屋外洗刷干净、曝晒消毒。
这是两代间的巨大差异，前清遗民的我的祖父母辈回首遥望的是“唐山”，吃穿阅听的是中国传统的闽南样态；而我父母辈，也即是李登辉这一辈，隔海看到的却是“支那”，他们期待着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新国民，对传统闽南文化习俗就不能不抱着鄙视的态度了。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抱着鄙视的态度，也对抱残守缺的他们的父母辈抱着鄙视的态度。他们不看歌仔戏布袋戏，而看日本、美国电影；他们不读“三国”、“水浒”，而读紫式、芥川；他们不听南管乱弹，而听日本歌谣与西方音乐了。
他们这一辈人是台湾受到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却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日语是他们现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们此后一辈子的思想语言。这样一种教育却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是以纳粹德国为轴心，在“二战”时达到最高峰的极右翼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一环。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我父母辈的一整个世代。
如此看来，由这一辈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战”后所渲染的水龙头笑话，就不只是台湾人讥笑大陆人或都市人讥笑乡下人的故事，也是现代台湾讥笑落后唐山，有着我的父母辈鄙视我祖父母辈的意涵。他们不只在讥笑隔着台湾海峡、外在于自己的对岸那群人，也在鄙视自己所从出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内心深处鄙视着自己的“清国奴”身份。这个自我否定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情结。
“二战”后台湾有个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前后出生的。这时祖父母辈的“唐山”与父母辈的“支那”都已变成了“中国”，而且不只是中国，还是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八年抗战之后的新的中国。然而有着这么一段充满着奋斗与挣扎历史的新中国，对他们两代人而言却都是陌生的，必须赶紧补课认识。战争末期，大家预期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偷偷学习英语与北京话，父亲还曾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明白要迎接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中国，不是过去的唐山了。
光复后，台湾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将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请回来，因为这在“皇民化时期”曾被压制禁止。不过他们却发现从唐山过来的新唐山人家里竟然没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妈。这是一批受过中国现代化革命影响的大陆人，对仍有着旧唐山记忆的台湾人而言确实有点不一样了。然而不管如何，旧传统都一一恢复了，歌仔戏、布袋戏、酬神庙会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阵与八家将都回来了，但是传统的汉文教育，以及作为我祖父母辈的思想语言、用来读经吟诗的典雅闽南语，却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及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确立，却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心理变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压制的情况下，以日文作为接触现代知识惟一语言的我父母这一代人，在社会发言上顿时成了文盲哑巴的失语的一代。而原本用来称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词，却被转成“阿山仔”一词，还以特别声调说出，用来蔑称战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半山”则用来蔑称抗战期间奔赴唐山参加抗日行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回来的台湾人。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五六十年代，传统唐山观念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只偶尔在祖父母提及陈年往事时脱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则是父母辈的惯用语，对他们而言，这是与“支那”一词及他们年轻时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年代从家族邻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觉概念。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戏曲与宗教习俗的解禁（这在日据时代末期是遭到压抑的），属于祖父母辈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活动又蓬勃起来了。于是我们这代人在小时候，可能一边听着父母唱日本歌谣桃太郎荒城之月，一边跟着祖父母去看歌仔戏山伯英台狸猫换太子；一边高兴地跟父母亲去看日本、美国电影，一边兴奋地站在庙口观看迎妈祖的热闹行列；一边到基督教堂去领糖果，一边牵着祖父的手去清明扫墓。父母为新生儿子命名，在日据末期皇民化压力下曾经出现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复后出生潮的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很多“崇尧、崇舜、尧雄、舜杰”之名，这显然是在我祖父母辈重新取得命名主导权下所取的名字，以尧舜之名重新召唤唐山先祖。经由这么一个迂回的方式，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似乎又与旧唐山挂了钩，然而却是在这唐山与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长的。
一个更大的影响在我们入学之后发生。我们是战后重新接受“中国教育”的第一代，但这教育已经不是传统的汉文教育，而是一个“新中国”的教育，这个新中国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轴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其特定的中国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唐山传统，但基本上却是一个现代化的国族概念，传统只是用来支撑这个国族目标，尤其它又是撤退到台湾的偏安政权。
然而即使我们整天听着“领袖、主义、国家”，它所容忍的中国传统却还是能与台湾的民俗社会挂钩。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与台湾传统的戏曲音乐宗教习俗一致的，即使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态度，但尧舜禹汤与妈祖关公并列，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个共同的文化归属感是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与我们父母辈不一样的第一个重大的中国概念，神州大陆乃是我们的众神之州。而我们也很快掌握了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白话文，即使在发音上讲不好“标准国语”，但到了六十年代就已经产生出陈映真、黄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祯和、李昂等文学家写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出场的几位殷海光在台大的年轻弟子许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运用中文的逻辑思辨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长对手毫不逊色。这个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重建起来了，国语成了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思想语言。
但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却大半只能是个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的分治敌对完全断绝了人的往来，而这种断绝情况比日本据台五十年间还要严重。日据时期即使有海禁，两岸的人还是可以往来，尤其是在闽南语区的泉州、漳州、潮州与台湾之间的亲族往还，如今连传统亲族往还都不可得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体接触与互动。
然而更重大的影响是，以“反共”作为重要属性的“中华民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对岸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妖魔之域。虽然“中华民国”有一个“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的目标，但这个“大陆同胞”是无脸的、抽象的、触摸不到的。在六十年代的台湾，我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中国人”应当如何如何，但是这连海外华侨都算在内的“中国人”却不包含“大陆同胞”，那十亿人口只是面貌模糊的“苦难同胞”，具体现身的只能是一些污名化了的“匪酋”。我们即使很有兴致地在“中华民国”的地图上划着祖国江山的铁路线，但也只能是画饼充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七十年代之前成长过程中所能抓到的“中国”。
虽然两岸各有不同的新中国版本，却都是在十九世纪列强侵凌中国时，作为一种对传统中国的改造而生的，都是在继承辛亥革命的同一条道路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对立的，他们在对美国与传统的态度上对立着，一个新中国内含着“反共亲美”并容忍传统象征，另一个新中国则是“抗美援朝”并走向“破四旧”的道路。同样是中国现代化革命之子，分歧的关键似乎在于如何对待美国这个新兴的世界霸权。在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即是这么一种反对大陆新中国版本的“亲美反共”教育。
美国的因素极为重大，它在国民党新中国的内部制造蜕变，它是五四运动有别于中共路线的另类出路。这也发生在五六十年代，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借由《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展开对国民党威权统治一连串的严厉批判，最后竟走到了“全盘西化”论。然而这并非五四的全然还魂，不同于当年五四全盘西化的走向中共路线，发生在六十年代台湾的全盘西化论却是走向国民党的背后支持者──美国。如此，五四在台湾的重演一方面的确加强了新中国意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提供了内涵于反共亲美意识形态里的反中国因素，而且不论反的是新旧中国。
然而在日据时期，各种新旧中国意识在台湾的脉络里并非完全是断裂跳跃地发生的。从参加同盟会并在台湾延烧辛亥烽火而上了绞刑台的罗福星(一八八六——一九一四)开始，呼应大陆现代化革命进程每个环节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发生，直到台湾光复。台南人翁俊明(一八九一——一九四三)自许为辛亥革命志士，毕业于台湾医学校，曾于一九一三年集结同志筹款援助国民革命，并与医学校同学淡水人杜聪明(一八九三——一九八六)于一九一五年同赴北京企图暗杀袁世凯，未果而还。他后来又在抗战期间奔赴重庆，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接着也是毕业于台湾医学校的宜兰人蒋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一)，信奉孙中山学说，在一九二一年纠集同志成立了“文化协会”，推展台湾人民之启蒙运动，并在一九二六年成立台湾民众党，展开工人农民运动。而他的同学、挚友与同志——彰化人赖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响应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提倡台湾的白话文小说书写，被尊为台湾现代小说之父。
日据后期，台湾的工农运动蜂起。台南人苏新(一九○七——一九八一)于一九二八年赴日求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并于隔年回台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十二年，而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经香港转赴大陆，并在晚年当选政协委员。他的台南同乡杨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一九二四年赴日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台后参加领导农民运动，对殖民资本进行抗争。也是作家的杨逵原名杨贵，因慕水浒李逵之名而取杨逵为笔名，并在一九三二年发表获奖的日文小说《送报夫》，揭发日本殖民统治真相，后经胡风翻译成中文。然而光复后他却在国共内战时因发表《和平宣言》而招“国府”逮捕入狱十二年。出身贫贱的彰化人谢雪红(一九○一——一九七○)在年轻时参加了文化协会的活动而得到极大的启发，后于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参与五卅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并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组织，回台活动。一九三一年被殖民政府逮捕入狱八年，光复后“二二八”事件时在台中组织二七部队抗暴，后经香港前往大陆，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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