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短长书
作者：刘明彦等
因此，重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成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论者的首要任务。这个重建的价值体系既非传统中国的儒家伦理，也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而是经过了文化自觉从而成为文化主体的“我们”与其他文化主体的“你们”在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价值体系。站在这样的起点上，我们才能从容检讨现代化理论的功过得失，将现代性中具有价值合理性的元素（如社会公正、人道主义、自由平等等）剥离出来，使之与乡土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人的内心和谐、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等价值观念相融合，形成新的价值体系，抚平因现代化的撕裂对社会造成的创伤，使现代化的城市化同时具有价值合理性和人性的基质。
花样的年华、草般的岁月
熊秉元
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在上海一家豪华酒楼里，有个奇特的聚会。十余位来宾，都是七十开外的耄耋长者。他们有几位穿西装，但多半穿的是中式长袍或马褂，还有好几位头上戴着传统的小圆帽。在外观上，他们举止从容优雅，看得出是受过良好教育，经过大风大浪，在华人社会里不折不扣的长者尊者。但是，虽然他们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浓浓的中国气息；他们之间，彼此却以流利的英语交谈，而且是道地的新英格兰口音。更令人讶异的是，他们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彼此却都还谑称：“囡仔(boy)”。
他们确实很特别，因为他们有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头衔——他们是硕果仅存的“大清留美幼童”!
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之间，大清帝国前后选派了一百二十位幼童，送到美国留学；他们的年龄，在九至十五岁之间。按照计划，他们将住在美国家庭里，在美国读中学，进军事院校或大学理工科系，然后回国服务。虽然后来计划因故终止，但是在美国近十年的熏陶，已经让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是铺设第一条铁路的詹天佑，另一位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无论在中外历史上，大清幼童的际遇，都是很奇特的一页。在这个过程里，有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首先，容闳是一切的推手。他因缘际会，由香港到美国求学，从常春藤名校耶鲁毕业。眼见西方文明之盛，再回头看大清社会的腐败落后。他觉得，惟有师法西方、而且从根救起，才可能振衰起弊。他所想到的，就是大量选派幼童，到美国受完整的教育，再回国一展所长。
容闳的抱负，如果没有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当然不可能实现。晚清时期，曾国藩在朝廷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即使位极人臣，曾国藩还是要小心翼翼；环伺左右的，多的是怀旧排新、仇洋恨外的势力。稍一不慎，不但幼童留洋的计划功亏一篑，他自己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响。
与容闳和曾国藩相比，吴子登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留美幼童整个计划的转折，却是由他而起。幼童到美国之后，集中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Hartford）；为了就近照顾，也为了督导幼童，清廷在当地设了“留学事务局”，还派了督导人员。吴子登，就是事务局的第四任主管；他到任之后，在星期六日按惯例召集幼童，教授四书五经。可是，他发现，在美国家庭待上一段时日之后，这些幼童们已经沾染当地自由开放的习气。他要求幼童行跪拜礼、背诵古籍、态度驯服谦抑；幼童们不服，更受不了他的鞭笞和呵斥，于是冲突日益严重。
吴子登禀报清廷，长此以往，这些幼童将与西人无异，不再以圣人教化为依归。一连串的奏折，再加上国内外政治情势的风吹草动；清廷终于下令，终止留美计划，全体幼童分批返国。幼童们等于是犯错被遣返，所以千里迢迢回到故土之后，受到监视拘禁、类似犯人的待遇。
一八八四年，中法海战；法国军舰(铁壳船)和清廷的军舰(木壳船)，在闽江口马尾附近接战。一阵炮声隆隆、硝烟滚滚之后，半个时辰不到，清廷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被分派到福建水师的几位留美幼童，花样的年华就此画下急促的句点。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黄海海面，清廷的北洋海军受到重创，又有好几位留美幼童壮烈牺牲。
其他幼童的际遇，没有这么悲壮；不过，这些在美国土壤上迎接阳光、日益茁壮的精英，就在满清倾颓、民国肇始的动乱岁月里，像草芥一般随风飘舞、自求多福。
对于容闳、曾国藩、吴子登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容闳，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动幼童留美，数十年而不悔。曾国藩，考虑到朝廷情势、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只能顺势而为。吴子登，对美国风土人情陌生隔阂，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末”；他认为幼童应该尽速回国、避免持续受污染，也是出于一片善意。
当然，对于幼童留美政策中途而废，可以有诸多揣测。如果幼童的年龄再大一些，会不会好一些?如果就近照料监督的不是吴子登，政策是不是会持续?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幼童源源不断地送到美国；学成之后，也持续地回国投入社会，清廷的命运乃至于中国近代史，会不会就此改写?这些假设性的问题，令人好奇、引人遐思；不过，更根本、也更重要的问题是，由历史、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大清幼童留美的做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又透露出哪些问题?在一个正常稳定的社会，同样年龄的小朋友可能会出国旅游，到异地去接触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们不会被移植到万里之外，在截然不同的土壤里成长，肩上还背负着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
中国历史上，一旦社会面对重大变故，特别是瘟疫虫害水患等天灾；朝廷就昭告天下，皇上下诏罪己。然后，选个黄道吉日，皇上斋戒沐浴，登坛向上天祈福，并且恳切承诺，以后会更克己复礼、崇道修德。千百年来，同样的戏码一再上演。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带来了蒸汽机火车轮船等等；西方列强的势力，活生生血淋淋地闯进自居为中土的古老帝国。一连串的挫败和羞辱，不仅有识之士、连老大的朝廷都意识到，下诏罪己、祷告祈福的举止，已经无济于事。继之而起的，是呼吁船坚炮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至于全盘西化。留美幼童，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
和斋戒沐浴、下诏罪己相比，选派幼童留美的做法当然要踏实得多。然而，考虑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毕竟只是一种出于善意、想当然的企图而已。以一小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幼年，就希望能扭转一个庞大无比的古老体系；不但清廷无从配合，一般社会更是鞭长莫及。毕竟，社会要能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能正常运作的典章制度；还需要在面对考验时，有适当的机制，能因应、调整、自我更新。幼童留美计划的波折乃至于中辍，并不是偶然，而几乎是必然。
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写道：“新中国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后，已具备数字管理的能力。”如果他有机会接触大清留美幼童的史料，再想想中国历史上面对变局和考验时的做法，可能不会有如此天真、乐观、简单的判断吧！
被忽略的译后记
林大中
平素读译作，不大喜欢读译者的介绍文字或者序跋。因为落套的、平庸的、指鹿为马的居多。只是出于礼貌，翻一翻，很少留有印象。但最近却有几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掀翻了这种成见。
译者们的这类文字，有时也会放到译本前面，称作“译序”或“译者前言”之类。但大抵是在译事之后所写，统称“译后记”恐怕是靠得住的。译者完成译作后会觉得有话要说。一般是先说所译的作品，兼及作者，有时会对读者说话，做些交代或者鸣谢，这一般就是“译本序”；也有时就为译事本身，为译后的心绪，非要说说不可，为自己而说这一般就是“译序”。有时候，前者就说前者，后者只谈后者，但也有时候，两者会互相换位，这也就会分外地有些意思，譬如李文俊先生为《押沙龙，押沙龙！》所作的《译序》和韩敏中先生为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所作的《译本序》。
李文俊先生的序文一开始用了一页多的篇幅，铺叙了从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这部作品几起几落、终成完稿的大事记。然后从作品的评论、背景、故事，说到它的语言、叙事方式和人物，通篇无非在说一个“难”字。说作者写作的“难”，预期中读者阅读的“难”，文本自身所构成的种种的“难”，以及最终的翻译的“难”。难到了“前辈翻译家的办法……好像都不行”了。但或许因为气质所致，李先生说话总平平的，绝不高声大气，我们只是知道了这些“难”，还不能很好地感受到它们。但当先生笔锋一转，写到自己时，这所有的“难”及其背后的意蕴，都轰然一下托了出来。虽然依旧是那种平平的、就事论事的语气。查了工作日志，我动手翻译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等到把这部篇幅不算大的书译完，已是一九九八年的二月九日了。那天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总算是完成了。……法国的福克纳专家莫里斯·库安德鲁译过多部福著，惟独未译《押沙龙，押沙龙！》。晚年，他捡起此书想译，已觉力不从心，终于未能如愿，他因此极为后悔，恨自己没有在较年轻时做这一件事。相比之下，即使我的译文还不理想，但我至少是完成了这件事的，我至少不会为没有做而感到遗憾。今后，我倘若还能拿出什么工作成果，可以说都是‘白捡’的了。”
平铺直叙的，几月几日，又几月几日，然后笔一掷，身子一仰，想起某位法国人。这样的文字，须看怎么读。一个人走过了很长的路，疲累已极，所能做到的，也无非一坐或者一躺。但须看他走过了怎样的路，躺在了什么地方。
普通的翻译，就如一般人的晨练。名著的翻译，则如专业或者半专业的“户外运动”。福克纳作品的翻译，譬如攀登喜玛拉雅的各个山峰。《押沙龙，押沙龙！》的翻译，则是征服珠峰，而且是由很少有人取道的“北壁”。李先生的“一仰”，是“仰”在了由“北壁”而上的珠峰顶。
登顶珠峰的人，自然会想起——不是简单地想起，而是在始终铭记后“想起”：他是第几个登顶的人，在他前面有多少成功者，又有多少半途而废或者未能成行的人。这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竞争者惺惺相惜的心息相通，因为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才真正懂得他们所做事情的艰难、快乐和意义。
在中国，能够读懂这部作品的读者不到××个，会关注李先生这篇序文，关注他如何“笔一掷，身子一仰“的人又会有几个呢？落下这段笔墨的时候，李先生恐怕完全没想这个问题。人是自我完成的。在那一日下午的四时四十五分，将笔一掷，身子一仰，事后又把它们记写下来，都属于这个完成过程的一部分。像是一个句子的句号，非有它不可的。并不“为什么”。
译完这部作品后，李先生又“白捡”了一部《福克纳评传》，然后病倒进了医院。病愈后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诗写得很漂亮，原只为他自己和所“for”的人。征得李先生同意，转录在这里，愿有更多的人分享其中“生命”的情愫。
“No Pieta Now”
——A Sonnet for Dr.L K Zhang
飘飘袅袅，一缕幽魂
正飞离这纷扰的人间
带着些尚未完工的遗恨
深信不会被冷酷抛弃
他蚂蚁般善良又勤奋。
果然，一双手再三将他拉回
从幽冥深谷，那里响着闷雷，
这手莹白、温柔、坚强却又纤巧
有如圣彼得堂一角那座大理石雕。
“Pieta”里抱着基督（三日后，基督复活）的圣母说：
“先不要悲悼，也别唱安魂祭，
让人之子再快乐地忙上几年，
直到‘哈利路亚’在他耳际升起
老蚂蚁安恬地闭上疲惫的双眼。”
二○○○年二月八日
韩敏中的《译本序》，通篇虽然都在说译著中英国人的事，却又分明是一个中国人在说我们自己的事：“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阿诺德一直被视为英美知识思想传统、或曰其‘主流文化’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有‘保守’的一面，但他所坚持的理想具有文化守成的积极意义。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总是如此黑白分明地定义和区分‘保守’与‘进步’，乃至‘保守’总带着贬义，成为抱残守缺、进步的绊脚石的同义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我们一向较多地引进、吸收了启蒙运动以来具有革命性能量的思想和著作，而对阿诺德这样的思想家却知之甚少。即使不谈我国的近现代史与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偏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就以我们处在日益向西方和全世界开放、经济实力飞速增长的时代而言，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文化价值理想，耐心地听一听我们所不习惯的话，或许会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性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