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短长书
作者：刘明彦等
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说以支持自由贸易主张以来，比较优势理论还没得到过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就像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惟一缺陷是它从来没被真正实施过一样，比较优势理论永远不可能成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指南。以现实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最近也出了像“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就是明显的反例。美国与德国推行贸易保护最终仍成为世界强国的事实也清楚地说明：完全推行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世界主义的一种梦想。
按说不应再拂起比较优势争论落定的尘埃，但国内一名经济学家坚持不懈地使用比较优势剖析一切经济问题，并提出颇具影响的主张使得弄清比较优势本质有了现实意义。
这位经济学家主要观点如下：
关于中国股市泡沫的成因，他认为深层原因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而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源在于行业选择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用他的话说，不应该选择资本密集型，而应选劳动密集型，因为后者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
对于中国是否设立创业板，他坚决反对。理由也是比较优势，即创业板主要是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市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不具比较优势，因而缺少业绩良好的高科技企业可供上市，市场难有作为。
关于中国金融改革，他再度运用比较优势，认为应该建立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难道大银行提供不了劳动密集型企业所需的资金？
…………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经济学还有一条经得起考验的理论，那就是比较优势。但萨缪尔森同样也说过，判断经济理论的标准是符合现实，而不是形式优美。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短期内生产成本可分为不变成本与可变成本，在长期，所有成本都是可变的。与此相同，一个国家短期内某一产业相对其他国家具有相对优势，但在长期，该国任何一种产业都可能具有比较优势。以日本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并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成为出口汽车的大国。
比较优势本身，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动之中。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相对于当时工业强国英国而言，其比较优势是农业，而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显然是比较劣势。如果当时美国、德国依照比较优势行事，今天不可能出现强大的美国与德国。
再说当今中国，它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显然，令人生畏的十三亿人口伴随的必然是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廉价劳动力是我们当前的比较优势，其实也是人口过度膨胀的后果。劳动力廉价，意味着低收入和贫困，也预示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短期发展劳动密集产业，有利于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因此轻视资本密集与高科技产业，那中国的未来就非常不妙，因为我们把资源集中到一个附加值很低、供给弹性很小的行业，就像非洲生产咖啡豆的农民，发挥了比较优势，但命运受控于咖啡生产公司，利润微薄，陷入贫困陷阱。
中国目前需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更需要改变现有比较劣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制造与高科技领域形成比较优势，最终使中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强调发挥一国比较优势，首先暗含的就是自由贸易。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将一国资源集中于某一行业，只能导致产品与服务供给单一与有效需求多元之间的错配，导致稀缺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下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完全推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呢？显然没有，就连自由贸易口号喊得最响的美国和欧盟，也在抱怨中国商品的流入导致本国或地区失业的增加，并据此寻找借口对中国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如果各国都推行自由贸易，短期内按照比较优势配置资源理论上是最优的。这暗含假定，生产要素在行业之间可以无成本转移，而这在短期是不可能的。由于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比较优势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据统计，二○○三年全球GDP为36.2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进出口交易额为15.2万亿美元，以单边贸易额计算，贸易量占GDP约21%，也就是说，各国近80%的产品仍属非贸易产品。
就是国内行业的分布形成，比较优势也不起什么作用。中国出现的投资汽车热、房地产热、水泥热、电解铝热，其实都与比较优势没多大关系，主要是行业高利润的诱惑。农民种地肯定比打工有比较优势，但何以数千万农民出外打工呢？原因简单得很，因为打工比种地赚钱多。特别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要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种地具有比较优势，是否可以推论，农民应该让孩子务农而不是上大学（上大学也可务农，但在中国还是很少）？
比较优势，考虑的是全社会，乃至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我们知道，全社会、全球福利最大化，由于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不可能自发实现。比较优势与效用最大化并不完全相容，因此，国家、企业、个人并不一定愿意按比较优势行事。也就是说，只有经济主体遵循利他主义，国家以世界主义为指导（这时就没有了国家），比较优势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依据。
另外，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说时，前提是假定只有劳动是稀缺的，而中国当前各种生产要素中劳动几乎是最不稀缺的，倒是其他生产要素稀缺性日益凸现。当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处于变动之中时，短期比较优势也会变化。
我们翻阅一下世界强国的经济发展史，都有一个近似的发展路径，即由农业社会到工业文明，再到高科技作为支撑的知识经济。目前还没有一个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弱国、穷国发展为强国、富国的先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相似倒是一个事实。
对于一个落后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它所谓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像中国的劳动密集产业，那中国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不要说成为经济强国，基本的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
中国资本密集产业、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我们更应该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即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及三板市场，通过提供长期资金渠道缩小与它们的差距，而不是否定它，放弃它，转而投资于没有发展空间的劳动密集产业。
中国股市充斥着欺诈、丑闻和操纵，同时分红寥寥。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股权分裂、有效公司治理的缺乏、监管与法制的不完善，而与比较优势无关。骗子与罪犯混迹于各行各业，托普软件与郑百文的欺诈本质上无差异可言。世界各国发展资本市场都是通过提高监管力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投资风险实现的，没听说通过转换投资行业实现的。中国股市之所以问题不断，更深层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个畸形儿，国家既是监管者，又是利害人，因此处罚上市公司阻力重重。作弊者得不到惩罚，鼓励了作弊行为，甚至有泛滥之势。不解决体制问题，而强调什么自生能力，比较优势，显然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
复杂的现实已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挑战，任何人试图用比较优势一条理论解释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是不现实的。
“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吴 毅
前些年，“逼民致富”的故事已经讲得够多了，内容大致都是在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基层政府以行政动员和指令性手段引进某一种具有市场效益的经济作物，要求农民统一种植。由于是以行政指令和长官意志为上，这一类以引导农民致富为初衷的行政动员与运作，未必会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和配合，极端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农民抵制甚至反抗的例子，所以，也就有了个别地方“逼民致富，逼死农户”的情况以及学界对“逼民致富”现象的相应分析。
如今，随着中央重农、安农和稳农政策的大力推行，这一类因逼民致富而逼死农户的极端事件大概再难得听说，催与逼的事情少了，农业结构调整一类的事情却还得要多做和做好，一来这关系到一乡、一镇、一县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二来也影响到地方百姓和上级领导对基层政府主要领导的评价，总不能为官一任却山河依旧吧？尤其是后者，似乎更是影响到乡镇主要领导干部能否顺利升迁的大事。但是，如今这“逼”的法子使不得了，而改“逼”为“诱”，或曰引导，就成为一些地方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经常采用的与时俱进的好办法。所谓“诱”，就是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好处，让他们自觉自愿地跟着乡镇政府走。例如，要在本地引进和推广一种新的经济作物，农民不熟悉，心里没有底，乡镇干部就带着村组干部外出参观、学习和取经；为了动员农民跟着干，就干脆连种子，有时候还要加上化肥和农药，也统统由乡镇政府包揽提供，让你包赚不亏。总之，就是要施之以利与惠，让农户这“三军”还未动，就尝到那先得“粮草”的甜头。试想，这样一来，还怕有谁不积极跟进？
这倒也颇为符合市场社会和理性经济的精神。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农民们可都是越来越讲实惠了，光靠宣传发动和思想教育，不先向农民交代清楚如何发家致富的明细账，见不着利益的事情，肯跟你走？因此，要想让农民顺顺当当地响应乡镇领导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的号召，不先给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做一些政策上的承诺，那是很困难的。
好在如今的乡镇政府也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呛水出来的，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农民还远不够富，赏也不必重，政府只要能够万无一失地确保农民比现在更好就行。但这种确保不能只是口惠，要让农民相信政府的承诺具有可信度，就得用合同的方式写明。这合同不但要写明白由乡镇政府负责提供种子、化肥和农药，还得写清楚政府制定的保护收购价，一旦新作物来年的市场行情比预期的差，政府就得按保护价收购，而且有多少就要收多少，绝不拒收。这一下，农民们才算是彻底放宽心，敢跟着干了。有了农户的配合，种子、化肥和农药的质量有保障，若是再加上老天爷肯帮忙，风调雨顺，农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诱民致富”式的操作较之于“逼民致富”，当然是又“进步”了很大一截，于是，它被一些地方的领导总结为引导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的成功经验，有了这条成功的经验，加上公路两旁那些成片成垅、十分好看的形象大田，一些基层领导的仕途便也坦荡宽阔起来。看来，这既富了民，又出了经验，还能产生干部的办法对谁都是一条好路子，何不及时普及与推广之？
不过，且慢！“诱民致富”术虽然很好，却也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如前所述，这个“诱”字是以基层政府对农民的经济和实物支出为前提的，而且，我们看到，这种支出往往是不计成本和有去无回的，政府把种子、化肥和农药送给农民，说是等来年收获时再扣回来，但如今在一些地方，乡镇政府连该收的赋税都很难收上来，你凭什么就能把已经送出去的东西再要回来？再说当初的结构调整是你要我搞的，不是我要搞的，我配合你就算是不错了，还想多收我的钱？！结果，这送出去的东西十有八成也就权当作是无私支援农民弟兄搞小康建设了，当初本来也就没有指望再收回来的。于是，我们看到，这“诱民致富”往往导致一些乡镇的“政府致负”，即造成政府负债。这个债在有的地方还不轻，如今像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惠民的举措越来越多，好多东西都需要政府出钱的，因此，对于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来说，往往是好事办得越多，负债也就越多。
学界都在说如今乡镇政府的行为像一个公司和企业，但是在农业结构调整这一类事情上，我却怎么看它都像一个慈善家。“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两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又应该如何去解释基层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一种经典的理解是，政府在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等农民尝到结构调整的好处，变被动为主动，具有特色和规模效应的地方优势产业得以形成，政府就可以从中收获到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利。这种解释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琢磨，却好像又觉得它只能解释那些占据了市场先发优势的地区，若推而广之，是否成立就不一定。别的不论，就说新作物的价格在农户一窝蜂上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始终保持市场竞争力，以真正诱使农民将一次性的市场投机转化为结构化的成功转产，就大费思量，况且这也还不是那些基层干部，甚至包括那些结构调整的积极发起者所能够事先预测与知晓的。这些基层干部的心里面其实很清楚，等当地的农户都开始种植当初能给他们带来效益的某种作物时，也可能就是这种作物的价格下跌，农民最终吃亏受损之时。等农民们也察觉到这一点，这市场价格的杠杆便会自动地迫使农民放弃新作物，或者经历再一次转产，或者干脆保险起见，又重新回到传统作物的种植上去，结果，对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来说，除非是改种金子，结构调整对于他们，到头来很可能还是经历了一番折腾，收获到几许空望。短时期内颇见成效的结构调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否能够成功，真的是一个连乡镇干部自己都说不清楚、想不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