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短长书
作者：温铁军等
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有意无意地省略了多少“情节”，读者不得而知。作为弥补，本文还是斗胆在此略添“蛇足”：偌大中国，万象纷呈乃常态。我之所以把“掩卷之后，不胜唏嘘”这样无可奈何的话写在那书的封底上，不过是想让读者注意，这书中的故事仍有残缺！人们对中国在具有最发达经济、最先进文化和最完善政治的繁荣时代登台表演的那些无论伟大还是渺小的饱读之士“误国”的教训，应该有所警觉。
其实，无论古今，国人最要谨防的，就是那种极端化的主流之自我“意识形态化”。因为那以后，谁要是竟然敢于违背文人们的历史规律不去搞党同伐异，那么他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弄权者善意地当作“不懂政治”而任其淡出……
也谈陈最良的“迂腐”气
李辉
自来人们对陈最良颇多贬词，或目之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与“封建礼教的化身”，或称之为“腐儒”，或曰其“道学面貌、喋喋不休、狼狈不堪、迂腐十足、可笑”，或者干脆说他虚伪，顽固不化，思想僵化，灵魂肮脏。舞台上出现的陈最良的形象也是可笑而古板的模样儿。这恐怕难免将陈最良的形象简单化了。
国人最大的毛病在于“把人不当人看”，喜欢随意地给人贴标签，扣帽子，虽然标签一贴，帽子一扣，似乎使自己的观点或行为（譬如“打棍子”）合理化了，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公式化概念化了的“人的符号”，而并非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譬如说陈最良是“腐儒”罢，我也承认陈有其迂腐的一面，但是，一贴上“腐儒”的标签，则如同是“用一根大头针将蝴蝶钉在墙上”，给人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不再去追问陈之所以成为“腐儒”的各种原因，同时也遮蔽了陈的性格的其他方面，或者说，他不“迂腐”的一面。所谓的“化身”、“代表”，其实就是一种概念化的倾向。至于说陈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则简直是苛酷了。所谓“卫道士”，首先须有“道”可卫，有清醒的“卫道”意识，否则，仅仅是受了某种“道”的影响，而不是自觉地维护此一种“道”，皆不能算作“卫道士”。
说起陈最良老夫子，心里何尝有什么定见，虽然满肚子的“昔氏贤文”，亦不过是“章句之儒”，如矮人看戏，人云亦云罢了。明代以八股取士，以“代圣贤立言为鹄的”，极大地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思想阉割”。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牡丹亭》表面上写的虽是宋事，其实乃以宋写明，故欲得作者真意，我们不可以宋事看。陈的资质平平，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与特立独行的能力，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其“固守章句”，胸无定见也是很自然的。“科举官僚制度的形成，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顺从这一思想，一切都以科举仕宦为目标。”科举相当于一种依附关系的契约，使任何知识分子（士人）都无可避免地以某一程度的“知性萎缩”为代价，通过顺从与依附权力而参与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强大的传统文化场，通过其“奖励”与“惩罚”双重的反馈机制，规范着士人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个性形成与价值取向。正如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所说：“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反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故非有大勇猛大智慧大能为的人，很难突破这一强大的文化场。陈“自幼习儒。十二岁进学，超增补廪，观场一十五次”，而且“不幸前任宗师，考居劣等停廪。兼且两年失馆，衣食单薄”，可见陈出身于社会底层，从小所受的教育与将来的人生道路，都是社会为他预先安排好了的，他无法为自己选择也没有选择的能力：科举是他惟一的进身之路。他“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然而，换来的却是后生们的嘲笑：“这些后生都顺口叫我‘陈绝粮’。”多年的科场失意和“灯窗苦吟”，以及为稻粱谋而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涯，使他变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最后麻木到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也不想甚的了”。就这样，社会把他逼成了一介“腐儒”，以至于如徐朔方先生《论汤显祖及其他》一书中所说，“如果瞎子没有拐杖还可以走路，那么，陈最良不倚靠封建教条就简直不能开口说话”，因为他的观念世界是由那些陈腐的封建教条建构的，故他只有在用这些教条构建的观念世界里才是自由的。他“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除了“伤春”与“游园”是有闲且有权阶级的特权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在“有情”的世界里，他“失语”了，他的那一套教条无法为他构建一个“有情”的世界。而杜宝之所以在那么多候选人中单单挑上了他，大约是看上了他的迂腐麻木，思想冬烘，不会教坏自己的女儿罢了。
陈是个庸俗的读书人，多年的落魄江湖使他变得颇有点儿世故，但大约世故得还不够罢，所以到了“将耳顺，望古稀”的年龄，仍然是一介穷儒，自怜自叹“儒冠误人霜鬓丝”。第二出《腐叹》：
昨日听见本府杜太守，有个小姐，要请先生，好些奔竞的钻去。他可为甚的？乡邦好说话，一也；通关节，二也；撞太岁，三也；穿他门子管家，改窜文卷，四也；别处吹嘘进身，五也；下头官儿怕他，六也；家里骗人，七也。为此七事，没了头要去。他们都不知官衙可是好踏的！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傥然间体面有些不臻，啼不得，笑不得。似我老人家罢了。
陈的自白活画了旧时塾师的恶习与尴尬处境，其庸俗与世故未必不是环境使然。杜甫诗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说这首诗是陈数十年来的生活写照，大概亦不为过罢。
不可否认，在《牡丹亭》一剧里，陈最良是个受尽了嘲讽的角色。但作者所讽刺的果真是陈最良吗？答曰：“是也！非也！”一来汤显祖确实厌恶腐儒，汤《合奇序》云：“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另外，我们翻开明清时期的各种笑话集，里面有大量的嘲讽腐儒的文字。而且，作为戏剧，为了要吸引观众的缘故，往往要插入大量的插科打诨的情节。陈最良身上有着腐儒的某些特点，便自然成了作者嘲讽的对象。但是，作者恐怕嘲笑的却并不是他，而是在以一种社会所认可的方式嘲笑制造着陈最良这种腐儒的社会，以发泄自己满肚子郁积的“不合时宜”罢了。
我们不能将《牡丹亭》仅仅看成一个爱情的悲喜剧，如果这样的话，则将它的意义给缩小了。《牡丹亭》的作者未必没有冯梦龙所谓“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意思存焉。故我们可以将《牡丹亭》看成一个社会讽刺剧。《牡丹亭》的结构显得似乎杂乱无章，充满了与爱情主题无关的情节。而且剧中大量使用了反讽、夸张与漫画的手法，很多情节充满了滑稽与荒诞的感觉。陈最良读了一辈子诗书，其结果不过是“陈绝粮”，却因为莫名其妙地寄了一封书，便得到了自己以为已经绝望的功名；柳梦梅的状元得来更莫名其妙，传奇将一个眼中毫无文字的苗舜宾拉来充当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另外，杜宝治淮时一筹莫展，最后靠贿赂李全的妻子杨氏，这才莫名其妙地退兵言和，这种功劳来得并不光彩，却因此由杜安抚而变成了杜平章。虽然他们都得偿夙愿，美梦成真，但是，“他们滑稽可笑的功业是在乌七八糟的混乱中建立起来的”。一切庄严都被滑稽消解了，归入了荒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