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短长书
作者：温铁军等
温铁军
读史，非史学界的文人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民间所喜闻乐见之野史、“戏说”，平头百姓更是“庸者见庸，俗者见俗”。当李亚平把那本《帝国政界往事——公元一一二七年大宋实录》的草稿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让我写一句话作为封底文字。这对我这个没有做过古代史研究的人来说有些难，但好歹同事一场！几次婉拒不成，便接了这活儿。
书稿到手之后正赶上去东北出差，没想到的是，路上一翻便不忍释手，读毕更是扼腕长叹。于是，那书出版时的封底上就有了我在白山黑水之间思考良久的一句话：除了掩卷之后的“不胜唏嘘”之外，此书还让我们懂得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子非史家，安能言史”的经典时代，必然随着今人对周围事物所做的越来越多的历史解读而成为过去。
以我过去看历史教科书和现在乱读些杂书得到的印象，中国政治史发展到宋代，国家制度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善的。统治者接受了此前历朝之教训，不仅演化出军事、行政、财务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而且设立了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和掌握内参舆论这个第四权利的“谏院”；宋朝还严格执行文武官员三至四年的任期制，甚至大体实现了“以俸养廉”，宰相年收入有约合今天二百万元的水平，连中央军的普通士兵也有上万元的年收入；但无论制度如何，还是防不了吏治腐败。看来，被今人作为托辞而一再强调的“制度反腐”，早在一千年前的大宋朝就已经被“试错”过了。
宋代的文化也属于世界上最先进的代表，不仅朝廷“偃武修文”，刻意尊崇“知识分子”，大宋建立之初皇帝就立约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儒家思想被后人发展出来的理学几成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且中国还有了万人规模的“私立大学”，各级官府充满高学历的“知本家”，诗词大家、文学巨匠也多出自宋代，令今人仍耳熟能详者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可谓群星灿烂；同期，民间戏曲、话本小说代表的群众文艺也全面发展。但是，也正如书中所述，宋朝文人之党同伐异、狼狈为奸，几乎把中国知识界的那点“得志便猖狂”的劣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尤其应该令今人警觉的是，经济发达并不必然导致国力强大。
宋代的经济、科技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出于此时，世界十大繁华城市中至少五个在中国；开国之初皇帝约法三章严禁后代子孙增加田赋，乃至于后来王安石大力推行改革时也只能以不增加赋税为前提，中国那时似乎就已经四海贸易、八方通商，当之无愧的是世界上最“全球化”、最“市场化”的国家；但如此显著的经济繁荣，却实在没有表现出丝毫“硬”道理。
历史上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来就只认丛林法则，惟大奸大雄者才能开疆拓土。偏偏大宋，除开国之君外的其他皇帝大部分被学术大师们的先进文化教育得文采飞扬但权术却不及格，后来的帝王们再也达不到其祖宗赵匡胤的奸雄水平，只能秉持“内忧大于外患”、“攘外必先安内”这种皇权至上条件下国内政治重于国际斗争的一般传统。
在这样必然出现悲剧结局的政治条件下，大宋“国军”当然乏善可陈，对外作战败绩无数。后来，总算有了个“外战内行”的岳家军，却“先天不足”地属于与帝国对内为主的军事体制相左的“非主流”，乃至于不杀岳飞不足以解“上忧”。
这一切当时所谓最先进文化造成的沉疴和最繁荣经济内涵的痼疾，让那时堪称最发达国家的大宋，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国家，不得不靠长期对外纳贡称臣才能“活着”。
宋代的“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汲取。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一一二七年大宋实录》（北京出版社二○○四年九月出版）的作者以“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为题，专章描述了大宋那引发无数斗争并且以宋朝衰败告终的重大改革。且不论作者形成于当代舆论环境的理念是否影响了其春秋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书中所述之大宋经济合乎逻辑地衰败，似乎与主张官方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两个对立的派别之间的长期斗争、使得宋代经济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高度相关。
诚然，如果此书的改革故事，能让我们这些今天也搞改革的人寝食不安、深感遗憾，甚至能多少自知之明地做了哪怕些许反思，也就实在是善莫大焉了。
大宋这种“改革，并衰败着”的历史教训，还有一个明白无误的警示，值得后人高度关注：如果最初的改革者与保守派双方的领袖都还算是为某种理念而战的“龙种”，那么他们的后来者则几乎大部分难免属于在党争中吸血的“跳蚤”。
姑且不论以励精图治为目标的“熙宁变法”和全面复旧推翻变法的“元佑更化”两者的路线方针政策谁对谁错，主张官方经济的王安石与主张民营经济的司马光尽管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两位却都属文坛泰斗，出身下层的王安石大公无私、有口皆碑，出身豪门的司马光也自律甚严。而他们之后的诸位，尤其拥护王安石变法的后来者得以利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机会，恰如“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地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大多数成为“奸臣”；更何况，庸庸碌碌却信誓旦旦、以其昏昏却使人昭昭之辈，历来就大有人在。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难道都是后来的跳蚤们惹的祸？
如果说只是后来者的腐败和无能加速了大宋国运的衰败，而完全不去质疑早期那两位不仅清廉、而且都很“伟大”的不断被后世广为赞颂的旗手，似乎还是有“为尊者讳”的隐衷。
好在李亚平的笔触相对深刻，他写道：“在这两面大旗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决裂为两派”，正是由于这两位领袖德高望重，从者如云；才使得两派从变法与否的主义之争而蜕化为权力之争……“政治空气迅速恶化，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撕咬……”
作为这个章节的结语，李亚平对改革与复辟导致的党争后果，做了清晰的描述：“从此帝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彻底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看来，改革与保守的对立之所以最终导致国家衰败，在于双方都必须拼命争夺具有意识形态化地位的“话语权”。千年前那次从王安石与司马光开始、延续了几十年，直至演化为元丰党人与元佑党人之间翻云覆雨的话语权争夺战，应使继续恶斗着的今人三思。
不过，作者在这种决定宋朝命运的“宏大叙事”中，还是难免有受当代主流思潮制约的“硬伤”，他在没有清晰地给出两派不同主张的全部历史背景的情况下，便把两千年前汉武帝降大任于桑弘羊的“变法”，以及已经不容丝毫置疑的今人的“改革话语权”，都一股脑地混杂压缩进一千年前那场斗争。
即使只有一般的历史知识，我们也该知道，十一——十二世纪的宋朝不仅疆域狭小且人口膨胀，根据后人研究，那时的中国南北合计人口已经超过一个亿。在外有强敌压境、内受资源短缺之苦的困扰下，政府财政匮乏必然是当时复杂矛盾的首位，这使得那时的帝王无论是否属于奸雄、宵小，都得想方设法去加强政府的政治经济实力，才可能勉强应付局面。而往往越是在这种时候，本来就被文人们当作饭碗的各种“先进思想”就越是要充分表现，一般都会如鲁迅所说“斗得跟乌眼鸡似的”……
也许，恰恰是一千年前的那两位旗手都过分固执己见地把自己所窥之一斑视为“全豹”，并且进而利用位高权重的条件文过饰非地推崇到“具有高度政治正确性”的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地步，才使得这两个“死敌”带出来的后人得以据此党同伐异、蛊乱朝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