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江孜抗英一百年祭
作者：翟向东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已永远失去重建外藩拱卫中土体制或类似变种的时空条件。现在的中国，已无有所谓外藩可让与他人，无任何一寸土地可供随意丢弃。现在的中国，有边疆和内地的地域差别，无外藩和中土的部属之异。惟有坚定守住这份遗产，按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小心经营。但是，历史——特别是其观念部分——是有惯性的。西藏曾经被视作外藩，长期与中国统一的体制和施政保持差距，以致似乎它有充分理由永远保持这个差距。现在，大到它享受的某些优惠政策，小到凡西藏大学生不在全国范围分配，西藏干部不在全国范围调配，都会维护而不是缩小这种差距。在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议论中，也不难听到对于往日宗藩体制下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那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状态的留恋，更有甚者，把现在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宗藩体制相提并论，进行曲解。印度政府直到二○○三年八月才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前几十年一直称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那是有言外之意的。谁更希望中国在不断推进的以提升政治、经济、文化一致性为特征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留出一个构成隐患的缺口?
应该说，正像海南因时弃时离而不得开发那样，西藏也吃尽了由其接近外藩的处境所带来的苦处，中国关于外藩的制度设置和羁縻政策更在近现代遭受灭顶之灾。即使是公认“昏聩”并濒临垮台的晚清中国政府，也从江孜之战和《拉萨条约》意识到西藏危机的实质，连续采取重开谈判、由钦差大臣主持藏务、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增派新军入藏等多项强硬动作，以图借新政之功挽回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和利益。这是后话。
第三，战事发生的过程和结局，在民族凝聚力和思想情感的层面给中国制造了更深的创痛和裂隙。就中国而言，战争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战场上和战役中的直接损失。就西藏地方及和平解放后的西藏地区而言，这种后果的严重、影响的长远都被低估了。如果说《马关条约》是整个中国陷入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标志，一九○四年的《拉萨条约》就是西藏地方陷入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标志。英国入侵者在西藏的殖民化，不仅攫取了预期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成功地离间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清除掉中国中央政府的存在和影响之后，成功地培植起一股与宗主国英国经济利益相连、思想倾向相近的政治势力，进而用英式的或印地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贵族上层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在一定范围制造了崇英排中、亲英蔑中的心理和时尚。第十三世达赖曾两次逃亡，第一次就是在一九○四年英军进占拉萨之前，出逃方向是国内，还到北京见了慈禧太后；第二次是在一九一○年，出逃印度去投靠英国人。发生在十三世达赖身上的这种政治选择的戏剧性变化，可以反映其社会的变化。从这时到一九五○年，也就是在四十年的时间里，西藏地方当局两次驱逐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宣布“独立”，多次挑起对邻省的战争并竭力营造自成一体、但亲善英人的状态，为保持这种状态甚至不惜与解放军一战，这同样反映着社会的变化。西藏完全殖民花的时间不长，但殖民化的程度不浅，这个过程表现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方面的变化对于中国民族凝聚力的破坏作用，至今仍是不可忽视的。
回望一百年之前的江孜抗英斗争，不由人不去翻阅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变化。这一百年，历史曾绽放出无数智慧的花朵，其中最让人谨记不忘的，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是指国家实力的落后。不仅指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还包括了体制、制度和管理水平，包括了文化、心理和民族凝聚力。如果说前五十年西藏事端迭出、频频告急是由于国家综合国力不足以应对，中央政府鞭长莫及，那么，后五十年西藏排除各种干扰逐步走上稳定发展道路，就是得益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在一个多民族(族群)的国家，向心力与综合国力成正比，离心力与综合国力成反比。只要国家强盛，就有足够的力量外驱强敌、内固边疆，就会产生应有的向心力；如果国家贫弱，就不可能有力量战胜外敌，也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向心力，形成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这是一条规律。
当然，除了实力原则，天地之间还是有公理和正义的。正像虽然落后是招致挨打的原因，却并不意味着那强势者就有权力寻任何理由欺负那弱势者；正像虽然中国曾灾难深重，任人宰割，却并不意味着当年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人物转向投入帝国主义怀抱就有了理由，就值得同情理解，就能够躲过历史的审视。今日的中国，既不可能听任荣赫鹏上校凭一千二百多人的枪炮队就硬性闯入并强订城下之盟，也不会相信仅凭几个所谓代表或说客的蛊惑就离间了内部团结、拆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自信，来自实力，也来自道德。
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成都一稿
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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