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江孜抗英一百年祭
作者：翟向东
一九○三年秋冬之交，英军上校荣赫鹏率领的武装探险队从甲岗方向侵入西藏，自此拉开在西南一隅针对中国以军事行动为先导的新一轮殖民扩张。此举是大英帝国在喜马拉雅南麓地区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和直指中国的战略包抄取得基础和经验后，所实行的新步骤。在此之前，英人势力曾两次以武力从西藏方向入侵中国：第一次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英人借中国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创之机，挑唆道格拉斯军队自拉达克袭击西藏阿里；第二次是在一八八八年，英人武装从所控制的锡金一侧向西藏亚东隆土山一线进攻。第一仗，中国方面尚能组织有效反击并获全胜；第二仗，英人在战场上也没得到任何便宜。但清廷于天下大势无所掌握，两次采取割地求和的方式，希望能够息事宁人。通过这两次试探性战争，英人摸到了中国政府捍卫疆土的决心和实力有多大。
这时的中国，列强苦心数百年的渗透和蚕食，完成了对于中华帝国华夷体制的破坏，侵占或剥离了华夷秩序下的诸外围藩属国：英国已相继夺取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和缅甸；法国占有了越南；日本割占台湾、取得对朝鲜的宗主权后，正在把势力向满洲、蒙古地区延伸，而英、俄两国争夺新疆、西藏益发激烈。
这时的中国，无论从国人还是从他人的视角看，似已病入膏肓，趋于四分五裂。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一九○○年八国联军劫掠京城，国运岌岌可危，救亡图存的疾呼演变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声浪，也在国内和边疆造成了各种微妙情势和微妙心态。比如，在中央帝国的自大心态遭挫败的同时，也低落了国人的自信心，这种情绪表现在失去中央王朝庇护的边疆，则异变为政治和精神的双重失落。比如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既有革命党人否定“满清王朝”正统性的汉族主义，也有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以自立、分离为特征的地方的民族主义。
因此，当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大队英军迂回越过中国设在亚东乃堆拉山下的海关，占领帕里，进而于一九○四年八月进占拉萨，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又一次面临能否捍卫主权和利益、能否有效维系疆域之内各部分特别是各少数民族(族群)、各地方政权不致分离的考验。
若按历史学家的界定，进入二十世纪，本是反抗和否定殖民主义的时代发端。一九○三——一九○四年间，大英帝国已接近暮年，开始在全球收缩战线。但此番以武力从西藏方向入侵中国，却显示了老牌殖民主义的品性，是英国侵华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由于英军占据绝对优势，因而这场战争具有以往发生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殖民战争的一般特点。国人已从包括此次战败及《拉萨条约》在内的众多事件构成的屈辱史中，完整体味了经验和教训。是作为战败者一方的后人，大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值得进一步认识：
第一，这场战争所显示的双方在技术层面惊人的悬殊和由此形成搏击的惨烈，已在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一再上演。中西之间这种科学技术、军事装备和物质条件的大差距一直到抗日战争也没有改变。当时的英国入侵者，由一千二百多人组成，是依靠近现代化大工业和最早的跨国财团支撑的正规军队，大约三分之一是英国军人，三分之二是印度和廓尔喀士兵，携带着刻了膛线因而准确度大为提高的山炮和第一代马克沁重机关枪，在作战思想上已实行步兵、炮兵诸兵种协同作战。当时西藏地方实际上并未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参战的军队和民兵，有二三万人，除很少的一部分自备马匹器械的藏军外，大多是临时招募、聚拢而来的农民、牧民和僧人；除很少一部分火枪外，大多使用的是刀矛、抛石绳和木棍、石块之类的冷兵器。皇帝虽在一七九三年就向西藏派驻了军队，但数量有限，已师老兵荒，且按最初的规定也仅是三分之一用火枪、三分之二用刀矛。皇帝所赐部署在江孜宗山上的两门铁炮，是没有膛线的旧式土炮。当然，西藏地方的军民拥有他人不具备的胆量和血性，当他们迎着狂叫的马克沁机枪发起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再成批成片地倒卧于血泊中时，直让英军指挥官和随军记者看得目瞪口呆。同一情形和性质的一幕，在非洲和美洲的大草原上亦反复上演过。
第二，军事行动展露于前台，胜败则渊源于社会肌理深处。此次抗英斗争失败，深刻地暴露了在制度安排特别是国家政治层面，双方存在着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的差异。世人皆知英帝国是典型的殖民帝国，往往忽视它还是欧洲最先完成民族过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之一。重要的是，英国之成为殖民帝国中的老大，是以其现代民族国家为条件的。英国是首先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建成了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统一的国内市场,统一的语言、宗教，并将国内各族群聚合为“统一的”民族，才拥有了向全球扩张进而维系着一个比自己本土面积大几十倍的殖民体系的实力和需要的。中国明朝太监郑和曾七次驾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舰远洋，除沿途示好兼有示威外，没有触发中国向海外的扩张。这颇令历史学家疑惑不解。答案很可能就在自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建立起来，虽然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将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势向周边藩属地区扩张，但整体上没有建立在现代国际政治理念基础上的明确和一致的战略目标。历朝的天子大臣志得意满，基于固有的夷夏观念和羁縻统治的理念，把个国家政治停止在“因俗而治”的水准上。若假以时日，在地理继续封闭和未形成初始的全球政治的条件下，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或许有可能逐渐完成其在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下的民族国家过程。但是，这个可能发生的过程被东来的抢占先机的那些个现代民族国家冲垮了、中断了，连同宗藩朝贡的体系一起被解体了。
据权威的研究，中国宗藩朝贡体系几乎涵盖了现在国境的周边。曾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先后有十个以上。宗藩体制又被称作“天朝礼制体系”，是中国封建王朝把“礼”的观念和秩序扩展到了对外关系和对内施政上，实行儒家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徕之。既来之，则安之”的方法。中国被奉为天朝上国，藩属国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使用中国年号和历法，要向中国朝贡，中国对藩属国负有帮助御敌和处置变乱的义务，但不介入其内政，尤其不触及其社会生活。所谓宗藩体制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体制下宗主国—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联邦制之下的联邦或邦联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单一制之下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也根本不同。实质的差别在于宗藩体制下中央王朝并不必然地对各藩部拥有领土主权(甚至没有这个概念)和实行直接治理。这就造成了中央王朝与各藩部之间关系的疏离和不规则，造成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松散，缺乏现代民族国家那样的一致性。
这一天然缺陷，被代表并主宰近现代国际政治规则的西方列强利用来肢解中国。轮到来取西藏的时候，已有多个先例可循。在英国殖民者和其他列强看来，获取作为中国边缘地带的诸藩部，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代价上都最易得手。英王派驻印度的总督寇松勋爵就是出于此种方便，制造了中国与西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的概念，人为地把中国在元朝就开始有效行使主权、实施治理的西藏降格为属地或藩部。若从诸藩部角度观察，本来就是因为中国势力强大才形成对中央王朝朝贡和依附的关系，当中国的强势逐渐失去时，这种朝贡和依附关系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在中国周边诸藩部沦于列强控制之初，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向中央王朝求援告急，在中央王朝斡旋、调停乃至军事较量无效之后，他们均脱离中国节制，转为受制于各个殖民强者。再从中国的视角看，建立宗藩朝贡体制本身就包含了用外藩或屏藩护卫中土的意义，若中央王朝足够强盛，可以维系和经营之，甚或有所拓展；若中央王朝实力不济，则可使之剥离，或竟弃之不顾，以保中土。似乎进退皆有余地，变化与反复皆不出掌握之外。西汉初元三年(公元前四十六年)春，针对海南黎民造反，一时不易镇定，汉元帝与群臣谋举兵讨伐，大臣贾捐之以为此非上策，劝帝舍弃珠崖，为元帝采纳，遂废置珠崖郡。似此等收收放放、时取时予的政策，贯穿在汉唐至清代所谓“大一统”之中。虽然羁縻政策常常包含着向国家制度“一体化”过渡的意义，但它却同时包含与国家制度保持不一致仍具有合法性的意义。时移势易，伴随着西方列强完成全球殖民化而形成完整形态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处在劣势的中国千年不变的宗藩朝贡体制便失去了原来被寄予的战略意义，诸外藩至多只能被挥舞作抵挡枪弹的盾牌。李鸿章在面临割地丧权之辱时，给出了“宁弃外藩，不失中土”的方子，既属羁縻之策的继续抑或结果，深含无奈，亦有机会主义幻想。这很能够代表清廷上层的政策选择和心态，也很可以解释晚清中国政府决策者在割让这些外藩之地时何以总是看上去那么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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