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在巴黎邂逅“老北大”
作者：陈平原
回头看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北京大学日刊》所刊《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所谓的“中国文学”，分文、诗赋、词曲三类教授（小说课程必须等一九二○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起，才正式成型）。按照该“教授案”的规定：“第一第二两学年各类文（文、诗赋、词曲）皆当教授。第三学年用选科制，使学生就文、诗赋、词曲三类中，各以性之所近选择一类或二类精心研习。一类中又可分时代家数，或专习一代，或专习一家。”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709—1711页）。真没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门的教学，“文学史”与“文学”两门课程，竟然分得这么清楚。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四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整，眼看教学体制日趋完备，专业分工日见细密，选修课越开越多，但文学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两者，这点没有变化。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在早年北大的文学教育中，二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记得胡适晚年曾称自己的小说考证“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胡适讲演》，27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此文因系答问，并非正式论述，有点语焉不详；可细察胡适一贯思路，不难明白他是将系统的、科学（实证）的、侧重历史演进的、可以“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文学史的看法”；而将零碎的、感悟式的、侧重审美批评的、无法“拿证据来”的研究，称为“研究文学的看法”。当初以为是胡适的个人偏好，现在看来，那很可能是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的共同趣味。
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文学”与“文学史”并重，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设计。可惜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课程的一家独大，文学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教师蜻蜓点水，学生走马观花，只记得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却没有阅读作品沉潜把玩的功夫，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关于这一点，我曾撰《“文学”如何“教育”》一文（刊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文汇报》），予以讨论；可惜当时没有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课程设计，否则会有更好的发挥。
行文至此，不妨略做摇曳。在巴黎阅读早年北大讲义，如遇故人，感慨良多。除了文学教育该如何设计，还有就是明白了何谓“新青年”。为了考查这些讲义的主人，翻阅《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一九一八年），发现其中有“现任职员录”。略做编排，文本科及预科的教员中，年龄最大的崔适为六十七岁，其次辜鸿铭六十二岁，五十七岁的叶瀚和五十四岁的陈汉章，也都已经是老教授了。其他的著名教授，黄节四十一岁，朱希祖四十岁，吴梅三十九岁，朱宗莱三十八岁，章士钊三十七岁，沈尹默三十六岁，刘师培三十五岁，周作人三十五岁，马叙伦三十四岁，黄侃三十三岁，钱稻孙三十三岁，钱玄同三十二岁，陈大齐三十二岁，沈兼士三十二岁，陶孟和三十一岁，王星拱三十岁，何炳松二十九岁，胡适二十八岁，刘半农二十八岁，朱家华（骅）二十六岁，梁漱溟二十六岁，徐宝璜二十五岁。这里所报的，有虚岁也有实岁，照录当年表格，以资考证。只有吴梅多报了五岁，是个特例，必须纠正。据说脾气很大的刘文典，当年也才二十八岁。至于没填岁数的刘师培，时年虚岁三十五。管理层中，校长蔡元培五十岁，文科学长陈独秀四十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三十岁。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是一个何等年轻的学术队伍！可正是这些“新青年”，开启了政治、思想、学术上的新时代。此系闲话，就此打住。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