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在巴黎邂逅“老北大”
作者：陈平原
一九二七年由伯希和（Paul Pelliot）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创立的高等汉学研究所，一九七二年起隶属于法兰西学院；其附设的图书馆，现在已是欧洲汉学藏书的重镇。尤其是一九五一年接收当时驻北京之巴黎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藏书，大大提升了其收藏质量。二○○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以及魏丕信所撰序言，使我们对此图书馆的藏书特点及来龙去脉，有了相对的了解。也曾按图索骥，兴致勃勃地翻阅其收藏的明万历四十三年苏郡刻本《陈眉公集》、明崇祯六年墨绘斋刻本《天下名山胜概记》、清乾隆三十八年红树楼刻本《历朝名媛诗词》等，但真正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另外一些根本不入藏书家眼的“奇书”。汉学所的“善本”，我在北大也能看到，只是取阅不如这里方便而已。至于“奇书”的价值，纯粹因人而异。比如老北大的讲义，对于他人无足轻重，对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
几年前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收入《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二○○二年），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具体论述时，略感遗憾的是，我所使用的老北大教材，大部分是日后整理出版的著述，而非最初的讲义本。比起课程设计或专业著述来，讲义无疑最能体现老北大的课堂氛围。可惜，此类当年发给学生的讲义，即便北大校史馆，也都很少收藏。
说来真是神了，远隔千山万水的法兰西学院，居然收藏着几十册早年北大的讲义，而且“养在深闺无人识”。这些讲义，版式统一，有油印，也有铅印，封面上写着课程名称以及讲授者的姓，正文偶有与封面不太一致的。此前学界对于鲁迅一九二○年后在北大教小说史时所发讲义有所考辨（参见路工《从〈中国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一见这些昏黄且略显残破的线装书，我当即判定，这就是我寻觅多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讲义。
没必要大发感慨，还是转入关于这些讲义的介绍。油印讲义共七种十二册，分别是：钱玄同《说文学》一、二（内文《说文段注小笺》），朱宗莱《文字学》、黄侃《中国文学》（内文《文钞》）、黄侃《文式》、吴梅《词馀讲义》、吴梅《中国文学》（内文《词馀讲义》）、吴梅《词选》（内文《诗馀选》）、吴梅《中国文学》（内文《诗馀选》）、吴梅《中国文学史》一、二、三。铅印讲义共五种十四册，分别是：钱玄同《文字学》（内文《文字学讲义》）、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内文《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沈（尹默）《学术文录》、叶浩吾《学术史》（内文《中国学术史》）、陈汉章《中国通史》（史学门一年级四册、二年级四册、三年级二册，共十册）。铅印本有标明出版或使用时间的，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一九二○年六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陈汉章《中国通史》则是“民国八年十月至九年六月”的教材；油印本只在夹缝中注明使用教材的年级，如朱宗莱《文字学》为文法预科二年级所用，黄侃《文式》则是中国文学一二三年级的教材。据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学日刊》，因印刷品日渐增多，校方决定，将收发讲义室改为出版部，仍隶属图书馆（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由北大出版部刊行的，学术上比较成熟，可在校外流通，故有定价（参见“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书目”，载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2068—20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年）。油印本讲义则是随写随印，只发给修课的学生，所以连学校也没有留底。因此，像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陈汉章的《中国通史》，还能在北大图书馆或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到；至于黄侃的《文式》或吴梅的《中国文学史》，此前我们毫不知晓。
关于吴梅所编《中国文学史》，我已撰文评述（参见《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学报》二○○五年一期）；这里简要介绍的，是其余各家讲义。考虑到诸君多为当世名人，随便拉出去，便是一连串“老北大的故事”，此处谨守边界，将笔墨集中在课堂教学。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的“前论”部分，曾这样谈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范围：“民国六年时，北京大学的文字学，分由两位学者担任，朱宗莱做了一本讲义，叫《文字学形义篇》，钱玄同做的是《文字学音篇》。后来，许多学者常采用这个方法，只讲形义，避免了不太内行的音韵。”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表现，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的大名广为人知。除了畅快淋漓、有时为追求效果而剑走偏锋的杂文，钱玄同的真正功业在文字学。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作为附录，齐鲁书社一九八六年）提到，从一九一七年起，钱玄同在北大教音韵学这门课:“编的两大册《音韵学讲义》，排比旧说，略加评按，他早已不要了；后来节编为《文字学音篇》（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又不满意，常说要大改一下子才正式出版，但终于没有动手。”至于朱宗莱（一八八一——？），号蓬仙，浙江海宁人，一九○八年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朱希祖等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这个每周一次在《民报》社开讲的八人小班，日后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复制的神话。由北大出版部刊行于一九一八年的《文字学形义篇》，流传甚广，许多国内外图书馆都有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共藏有朱著十三种，全是此书不同时期的刊本，想来此君信奉的是“一本书主义”。
前些日子上网检索，发现孔夫子网的自由拍卖区有“早期线装北大讲义二册”，即钱玄同、朱宗莱二君的文字学讲义。可惜不懂操作，无法参加竞拍，不知这两册小书最后“花落谁家”。
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浙江吴兴人，又名君默，日后以书法及书论著称于世，当年在北大教的是文预科。这册《学术文录》，作者只署“沈”，至于“尹默”二字，是我加的。该书目录和正文差异甚大，体例也颇为杂乱，大概是临时写印，日后杂凑而成。这册文录，依次收有章太炎《文学略》、《韩非子·显学》、《礼记·礼运》,陆机《文赋》、《史通·模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章学诚《诗教》、《庄子·天下》、《史记·游侠列传》、《礼记·中庸》、《典论·论文》、《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检论·儒侠》、《国故论衡·论式》、《孔子世家》等。如此“学术文录”，章太炎的色彩很浓。也难怪，民初北大的文科教员，多为章门弟子。沈尹默在《我和北大》（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中谈到，他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因其弟兼士列太炎门墙，加上他本人确曾在日本读书，被误认为章门弟子。于是，他挂了这“章氏”招牌进入北大。陶希圣晚年忆旧，提到当年在北大念预科，给他们讲国学的沈尹默、沈兼士“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尹默先生给我的教益很多。他指点我们读这样的几部书，就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太史谈《论六家要旨》，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与章太炎《国故论衡》。这几部书确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其演变，摆在读者的面前。”到了预科二三年级时，“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他先讲陆机《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这种讲授方法，给我的益处很大”（参见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北大旧事》）。几十年后追忆，具体细节不免有出入，但借助陶氏的回忆，我们还是能大致明了当初沈尹默讲课的情况，也得以判断此《学术文录》乃沈在北大预科的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