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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市场型政府
作者：张宇燕
本书的另一个观点，是奥尔森对所谓“科斯定理”的批判和拓展。在他看来，科斯理论的核心在于交易成本和自愿交换，其基本结论是人们会为了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对此奥尔森评价说，“科斯定理”（亦即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个人理性可以通向集体理性）仅仅适用于集体规模很小的情况。一旦集团成员足够多，即使交易成本为零，其成员也不会受到激励去为集体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因为这时搭便车的潜在收益相对会更高。再者，科斯的理论只注意到理性的自利会使自愿交换产生互利结果，但却忽略了理性的自利也会引导人们用手中的权力强迫别人就范的可能性。恰恰是后者才是解释政府的不同类型——强化市场型政府还是作为其对立面的政府——的有效工具或途径。还有，源于自愿交换之收益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契约的执行，而“契约如果没有剑作保证则等于一纸空文”（霍布斯语）。有鉴于此，奥尔森把强化市场型政府视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
关于发展中国家，奥尔森的逻辑结论认为，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发现，发展中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小的。这一结论对于身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之国家的读者而言，初听来多少有些振聋发聩。但在知晓了奥尔森所青睐的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之后，我们便可以依据如下三个指标对政府之功能加以比较：规模，结构，方式。仅就规模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逊色于发达国家，这至少可以从政府雇员数量之多和干预领域之广阔上得到反映。但就结构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重点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径庭，其关键差别集中体现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或政府本身的侵犯上。在这里，强化市场型政府存在的意义又一次凸现出来。至于方式，则既涉及到组织分工的原则和执行原则的手段，还与政府的权力来源有关。
个人权利得到最有效保护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最高人均收入的国家，或者说，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是因为它们缺乏可靠的个人权利，这构成奥尔森在本书中的一个基本结论。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我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损害个人权利的掠夺行径，不仅来自封建专制政府或君主的无端没收和无政府状态下随处可见的侵权，也来自国家间的野蛮掠夺，其中也包括那些源自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文明”盘剥。昔日残暴的殖民者今天摇身一变都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和它们现在都是最为“尊重权利”的国家一样，恐怕也并非出于历史的巧合。对这个近似于“鸡”与“蛋”的、同时也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奥尔森在书中予以回避了。他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已无从知晓了。
对奥尔森的主要批评之一是针对他那简化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模型。有些人称他为“理论单一”的思想家，即总是用一种简单模型回答所有重大且复杂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奥尔森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家的根本所在，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奥尔森终生恪守如下的学术研究信条：“正如伟大的斗士总是力求刺中敌手的颈动脉那样，伟大的科学家总在寻找能够取得突破和具有强烈诉求的问题。故我以为，探求那些重大和高度简化的命题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战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自认为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这也是我惟一想做的事。”（见英文版封二）对此,肯尼斯·阿罗评价说：奥尔森凭借简单模型对重大命题所做的解释，大都很能说明问题；奥尔森去世之所以是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就在于他与众不同，而其他经济学家大都相去不远。虽说他的思想形成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但我感觉奥尔森心目中的精神英雄却是达尔文。他在多种场合都表达过对达尔文的敬意，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简洁、解释力强,而且覆盖面广阔。
奥尔森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并做了一个合理的猜测：如果奥尔森仍然健在，那么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很可能把他送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文，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三年前我阅读此书时便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念头。后来我一边让我的学生李增刚翻译，一边联系出版社。当完成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也表示愿意出版时，我却又得知该书的中文版权已经被颇具慧眼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买走。虽不无遗憾，但毕竟中国读者可以看到这部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了。当然，作为美国经济学教授，某些奥尔森所显露的思想倾向、持有的学术观点和秉承的理论传统，和当今中国的主导思想或观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在阅读此书时，我们还须以了解、思考、批判和借鉴的眼光对待之。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权力与繁荣》，[美]，奥尔森著，苏长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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