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日本是独立国家吗？
作者：陈光兴
日本战后的政治安排是在冷战的格局中完成的，今天已经不再适用，必须要重新调整，而这是一连串，甚至是总体性自我定位、身份认同的调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新辩论。日本战后的反共亲美虽然已经松动，对于中国与朝鲜的仇视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亲美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因此让人强烈感受到，在亚洲与美国之间，日本忠诚地跟美国站在一起，而这正是冷战心态的持续。在这些具体而关键的问题上，我们看不到小泉政府勇敢面对，反而与东亚走向统合的趋势越离越远。
日本战后的重要思想家竹内好，在一九五二年美军军管期间曾经提出了深刻的反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把事情看得清楚些：
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国民大众齐心合力，为确立独立的目标而提出国家之理想。我们应当关怀的不是纠缠于法律的、政治性的独立之名义，而是支撑着这些名义的实质性的独立，我想，或许该称其为文化的独立吧。明治以来，日本的国家形成之主流精神，只重视独立的外在形式，不去反省它的实质内涵，结果失败了。在国际政治中，被承认为是独立国，被称为是一等国，于是便得意洋洋起来，今天看来，那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明治时代教养人今天可能还在把战前的日本视为独立国家的典范，然而，我不承认那是典范。那时的日本，看上去好像是按照自己的自我意志在行动，实际上并不然。不管是否有意识，总之，不过是被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所操纵，盲目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炮灰而已。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乃是别人的奴隶。今日的被占领乃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并非是因为战败才失掉独立的。我们这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懂得了这一点。（竹内好，《国家的独立和理想》，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二○○五年版）
在今天读竹内五十年前的发言，不免让人唏嘘，感叹半世纪以来，不只是日本，更为宽广的东亚地区并没有取得竹内好意义下的实质独立。竹内认为“文化”的独立比法律和政治更为深层，不能通过形式来完成。如前所述，日本战后急于解除被美军占领的迫切性，即使是像竹内这样高度自省的思想家，都无法跳脱那样的认识论限制，去进一步以同理心思索当初日本对其他地区的占领，特别是剥夺了前殖民地的独立，所造成的长期痛苦（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日本知识界不能从独立问题中思考它对于其他地区造成的无法独立，那么战败还真的是种错误）；对于竹内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许不公平，至少相对于其他的知识人，竹内处在那样高度的国耻状态中，却能够冷静地进行反思，从战败的痛苦经验中思索错误，并且要求国人在争取独立时不要再度陷入形式主义，不然表面上是有主体意识的行动，结果只是在当帝国主义的奴隶。
竹内对于日本独立问题的思考让我们反省：“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独立”是一种向往自主性的历史动力，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家做主；放在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历史来看，“独立”是脱离帝国主义的殖民宰制，建立具有尊严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来想，如今高举台湾民主反对运动旗帜的民进党在二○○○年取得了政权，声称这是台湾主体意识的胜利，又有什么民主的内涵？族群、性别、阶级的平等与公平正义达到了吗？在台湾，我们不但看不到台湾独立运动提出“独立”的民主内涵，反而很清晰地看到台湾当前的“独运”深化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臣服。因此，亚洲的民主反对运动必须要重新清理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得有主体性地去面对日本殖民主义对亚洲各地所造成的长远伤害，以及美国支持亚洲亲美政权的过程中对于民主所造成的迫害及长远影响，而不只是切掉历史的重要构成，通过简单的外化问题来自我正当化。我们要超越前人的论述，不能再把帝国主义仅仅当成是外在的力量去反对它，其实帝国主义早已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体、欲望及思想中流动着，主体性的批判性重建必须从自身的清理开始。我认为这样的思索是走向“独立”的基本条件，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走出冷战结构的枷锁，认知到“二战”后的东亚地区其实并未“独立”，最多只是竹内好所说的形式上的“独立”，是继续在做帝国主义的奴隶。
竹内认为独立暗示了所企求的理念，对他而言，没有理想的独立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到底要提出什么样的理想？竹内并没有直接提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他认为这个理想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国民集体的内在过程才能产生作用力；明治以来的“富国强兵”是不具伦理实践意义的，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虚幻的大梦，战败是必然的，如何在失败中记取教训，走向实质独立才是关键所在。他以一贯的论证方式，认为与日本走了相反道路的印度及中国，“虽然没有能够获得形式上的独立，而反过来在实质上却把握到多么独立不羁的理想啊”！他进一步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帮助国人想像什么是理想：
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毁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毁人国家，也去学习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展。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展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到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到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民族主义》，转引自上书，281页）
竹内好动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理念，也深知日本的条件不容许简单地模仿孙中山，但是要国人在同样的伦理层次受到他的启发，共同思考独立的理念到底何在，日本在未来才可能独立。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在东亚的脉络中，再次来思考独立，所面对的局势已经不同了，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已经有了丰厚的经济资源，中国虽未强盛却也在“和平崛起”，如果今天要谈亚洲独立的理念，就算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更为高超的理想，但是至少得开始兑现孙中山当初提出的方向：济弱扶倾。抵抗帝国主义，不该只是口号，而是具有实践意涵。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后冷战时代应该来临，原有区域性的对峙格局不能继续下去，那么追求“独立”除了得推动美国军事力量所代表的帝国主义撤出亚洲，建立起全球均势状态，慢慢走向世界和平的理念之外，也必须实践济弱扶倾的基本理念，资源丰富的国家，要能够跳脱简单的“国家利益”来想问题，让各种的人力物力资源能够在各地更为流通丰富，也才能达到实质上的平等对待。
在这个过程中，持续抵抗帝国主义不该只是一种抵御外侮的姿态而已，身为华人／中国人，我们要跳出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历史经验的叙述，这个受苦受难的情感不应该阻挡我们去重新反思历史上中华帝国对周边地区所造成的庞大政治、军事及文化上的压力。今天亚洲地区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其实不全然来自于当代中国，而是历史的中国，那个所谓朝贡体系的中国；从朝鲜半岛、冲绳、越南，到整个东南亚，对于中国崛起的暧昧态度就是对于过去历史中的中华帝国的忧心，难道我们是在重返那个历史的朝贡关系？中国大陆的知识界要充分认知，中国已经不再是帝国，应该有条件反省中国前近代时期的身份位置，不能再重蹈以往的帝国大梦，主观地期待中国成为强权，与美国帝国平起平坐，来取得自我的肯定。在亚洲，去帝国化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反思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战后美国通过冷战持续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同时也更得认真面对作为帝国对于别人造成的压迫。中国从帝国变成大国，要如何清楚地自我定位、寻找新的方式来对待邻近地区？我认为必须从自身尚未去帝国化的问题开始，不继续梦想回到帝国的位置去对抗美国帝国主义，而是清楚地站在大国的位置，担负起大国该尽的责任，至少在亚洲统合的过程中，做出该有的贡献，而不是在欲求主导世界的领导权。
“日本是否是独立国家？”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不在于挑衅，同时也是在自我质疑，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开启东亚区域内部的和解进程无法推进的核心问题。日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大陆与台湾知识界崇美的程度绝不低于日本，视野中没有邻居只有强者，而之所以会如此深层地认同美国，就是因为没有能力去认识到我们自身帝国认同的因子，也就是在历史教科书中建立起了我们深厚的中华帝国认同。层层拨开历史中缠绕的帝国欲望，才是走向亚洲和解、统合与独立的先决条件。
二○○五年五月八日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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