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日本是独立国家吗？
作者：陈光兴
东亚局势正在发生“二战”以来极为关键性的变化，总体变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所带动的区域性经济统合，然而牵动整体区域性“国际政治”动力场域中关系重组的催化剂，则是卢武铉政府调整韩国长期以来的“亲美反共”政策，不再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试图走向朝鲜半岛的独立自主的努力。卢政权的调整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自身的盘算，它试图在韩国分析家所称的未来“东北亚的世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持续仰仗美国是无法发挥主体意识的；特别是韩国的反美与民主运动一直是结合在一起的，政策的调整有庞大的民意基础，将美军逐出朝鲜半岛是韩民族自尊的基本表现。韩国的新走向，当然触动着总体区域性的神经系统，效果上是对过去冷战体制的挑战，是走向亚洲独立的重要环节。相对于韩国“去冷战”的积极走向，陈水扁与日本的小泉政权对于中国大陆的崛起则感到恐惧，不但没有脱离对美依赖走向自主，反倒是在持续深化“亲美反共”的冷战结构，不断向强势的布什主义靠拢。如果台湾地区及日本的知识界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发挥积极的介入力量，响应韩国的“脱美返亚”，走出冷战格局，走向东亚的后冷战时代，那么亚洲地区追求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将再次沦为幻影，甚至将激化区域性的冲突。最近中国大陆及韩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日运动，正在刺激台湾地区及日本右派的蠢蠢欲动，反映的也正是区域性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被认真面对；此刻，历史的新情势正再次逼迫着我们走进历史，在认真面对中，寻求脱困的途径。
相对于这一波中国大陆与韩国两地的强烈反日运动，台湾地区因为长期的亲美、日，所以反日声浪相当薄弱。但是，这并不表示台湾对于区域性的变动全然免疫，相反的，台湾政治情势自二○○五年起变化的速度令人惊讶。过去，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不敢轻易去中国大陆访问，都怕被认为是在“亲中卖台”。然而，从陈水扁二○○四年的勉强连任，以及年底立法委员改选的失败，绿色阵营确定无法一厢情愿继续走台独路线，因而被迫妥协，开始调整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之前，陈水扁就开始示好，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反倒加速了台湾社会内部维持台海和平的共识，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化解冲突，就会赢得正当性，受到民众的支持。于是，在野的国民党与亲民党，纷纷开始跳过台湾政府，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以和解之名企图缓和、扭转两岸关系。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二○○五年四月底访问大陆，与胡锦涛直接对话，在象征意义上形成了“国共”和谈的态势。这样场景的上演，在二○○五年之前是难以想像的。这样的走向虽然并不意味着两岸的统一即将到来，但是对“独派”的气势确实是一次重击。台湾内部的真实状况是，从过去二十年间所累积的冲突矛盾来看，短中期内，在没有任何共识的情况下，除非要冒着台湾内部发生“内战”的危机，贸然进行统一或独立都不会是政治上可能的走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能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化解长期冲突的危机，在政治上搁置统独问题，台湾保证不继续走台湾独立的路线，中国大陆承诺不武力攻台强迫统一，而在其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层次上持续互动。这样的提案已经被许多政治人物提出，在台湾社会内部正在逐渐形成共识。目前的动向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对于这样的变化极端不满，提出要跟大陆谈，应该是“美日中台”四方在美国谈。李氏过于直白的要求，立刻遭到美方的否定，因此，“独派”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力，目前难以评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基本教义派的悲情意识会成为台湾右翼力量未来的动员基础。
台湾问题是历史问题。在脱离中国大陆一世纪后，重新来思考两岸的再／统合，必定得面对层层纠结的历史问题。战后冷战体制的形成，搁置了殖民地台湾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历史关系的反思；这个搁置历经战后国民党所构筑的总体性“亲美反共”文化，一方面助长了统独问题，另一方面反倒形成李登辉以降的亲美、亲日格局，再次延迟了对于殖民地历史关系的厘清。台湾当前的情势是冷战文化的延续，具有批判性的主体意识要能够形成，必须得面对、超克战后冷战体制下所规范的台美关系，也才可能有空间去重新思索历史性的台日关系。
从当前快速变化的情势来看，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合是大势所趋，是亚洲统合的主要构成之一，那么在东亚的新情势中，最为棘手的很显然是日本问题。除非是真的要选择走上脱亚的道路（只是这次不是入欧而是入美），日本的政府与社会必须得厘清与美国在“二战”后的历史关系。麻烦的是，无论是“返亚”还是“入美”，日本社会似乎都还没有做好准备，主因就在于无法真正“独立地”面对纠结的历史。
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纪念万隆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小泉再次代表日本，对于日本“二战”期间对亚洲的侵略表示道歉（日本政府曾经对韩国及中国大陆，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向前殖民地台湾地区的人民公开道歉）。坦白地说，西方帝国主义何时对它们的前殖民地公开道歉？美国对菲律宾、英国对印度、法国对越南、荷兰对印度尼西亚，何曾表示过歉意？那么，日本官方不止一次的公开道歉，为什么亚洲人总不领情，这到底如何解释？
简单的解释是，日本几次道歉的姿态很高，一般人感受不到道歉者的诚意。就像这次小泉还是很高姿态地声称日本是经济大国，不是军事大国一样，老是要站在强势者的位置，并没有放低身段，跟弱势者站在一起；再者，日本政府的言行不一，一方面道歉，一方面依靠外来的强者。一般人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难免要问：你到底跟亚洲人站在一起，还是跟美国人站在一起？你说你不是军事大国，那是因为你的军事完全依靠美国这个超级军事强国，你日本到底是不是独立国家都还是个争议，那你凭什么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借着美国的力量，即使进了安理会，也不过是让美国多了一票而已，没有自主性的国家，我们不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道歉具有过度工具性的色彩，诚意是相当表面化的，并没有将对亚洲的道歉转化到政策的实践上，例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日本的亚洲政策到底是什么？它在亚洲的统合过程中作了些什么政策改变，来实质地体现道歉的诚意？简单讲，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道歉，是没有说服力的，无法在情感层次上打动受害者。
换句话说，日本战后的所谓成功，仅止于经济，不论在政治及文化上，都没有赢得亚洲人的尊敬。而能够受到尊重的前提之一，就是得重新思考日本自身在东亚区域中的身份、认同与位置。
在与日本批判圈大量友人的互动中，我积累了以下的问题。从当下的观点来看，日本主体性的内在问题来自于二战战败后的“共识”：美军的接管带来了民主（这个“上帝赐予的礼物”）与经济繁荣。从殖民者快速转换身份变成美国的军事殖民地，从加害者快速转变成受害者，消解了日本社会积极面对、反思它与前殖民地与被侵略地区关系的契机。再加上冷战体制的快速形成，也阻绝了前殖民地逼迫日本帝国进行反思的推动力量。于是，日本战后社会的共识，就是丢开政治，从事经济生产，忘记过去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只看未来，反正民主也有了，国防军事就交给美国吧！这首先意味着日本战后经济快速的复苏，乃至于如今成为所谓的经济大国，其实是依附于美国军事防卫力量的结果；当然，它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即表面自主独立，其实臣服于美国，文化上与其他亚洲地区一样是第三世界，但是又不愿那样来自我定位，跟邻居站在一起。因为他高人一等的表现，也就无法建立起与亚洲的连带。另外，韩国、台湾地区八十年代以后的民主运动是与威权体制长期抗争来的，是在艰难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至今两地民主的发展虽然有它的问题，但是至少不是天下掉下来的礼物，更不是美国军政府恩赐的，那么不是争来的民主，不是在抵抗中从本土中生成的制度，它的基本价值何在？它是真实的民主实践吗？让人不解的是，日本战后的反天皇制运动，似乎没有搞对焦距，天皇背后站着的是美国政府，如果反对天皇不将背后的人一起揪出，那不就是患了短视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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