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萨特与加缪的美国之旅
作者：徐 贲
波伏瓦很看不起美国的思想家,觉得他们目光狭隘,全然不懂如何欣赏欧洲文学,只知道“一心仇视斯大林主义”。她称自己和美国知识分子很难沟通,“他们只顾自己说话,根本不听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她评论那些在纽约接待过她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思想贫瘠。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读者,没有政治影响,没有热情,所以他们憎恨生活,不只是憎恨文学中的生活,而且也憎恨在任何地方可能遇上的生活”。
和波伏瓦接触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她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和精神导师派头当然不会没有知觉,也当然不会痛快。菲利普斯认为是波伏瓦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太浅薄,她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美国,把美国看成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回忆道,“波伏瓦谈大多数问题时都很奇怪地混杂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词汇,像是萨特言论……的简易版本”。她第一次遇见菲利普斯就问他如何搭地铁去纽约的一个叫作Carnarsie的地方,“我问她去那里有什么事,波伏瓦答道,去工人区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告诉她,Carnarsie没有工人,和法国不一样,在美国没有工人区,工人一般和中产阶级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也没法去除她头脑中的理论成见,只要不符合她的理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菲利普斯很纳闷,波伏瓦既然要看工人区,为什么不到底特律这样的工业中心去呢,后来才明白,波伏瓦一定是读了多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早年的小说才知道Carnarsie的。
巴瑞特也回忆道,“我有时弄不懂,既然波伏瓦对我们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如此确定的看法,她又究竟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也许只是为了给头脑中已有的景象添加一些细节吧”。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负有盛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说,波伏瓦本来就是带着文化成见到美国来的。在波伏瓦看来,美国“早就已经成为过去,美国早已僵死而不得复生,……典型的美国人根本不是(存在主义自称的永远关心的)个人,而只是一群火星人,一群科幻小说中的怪物”。
加缪和美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比萨特和波伏瓦都更顺畅。这不是因为加缪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为人比较含蓄,不像另外两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缪的人道主义和反暴力立场也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比较一致。加缪一直有意和存在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不愿意让人把他当作是萨特的一个次要搭档。阿伦特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给雅士伯(Karl Jaspers)的信中记录了她对加缪的印象:“他是一个你所说的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阿伦特觉得加缪是一个“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这种人可以“四海为家”。与加缪相比,阿伦特觉得“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气,可以说太有才气,太有抱负,……这种人我在战前还没见过”。“加缪也许不如萨特有才气,但却重要得多,因为加缪严肃得多,也诚实得多。”菲利普斯在回忆中也提到加缪比萨特英俊,也较含蓄,乐于与人闲谈,和纽约知识分子比较谈得来。巴瑞特同样觉得加缪的政治观点透出“朴实的正派”,而且“人很谦虚,着实迷人”。
加缪到美国搭乘的也是海轮。那艘从事客货两运的奥尔贡号其实是一艘货轮,“全船的旅客都挤在一个很小的餐厅里就餐。船上的起居与艰苦的战争年代相比,没有什么改善”。四十年代的欧洲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与当时美国的物质丰富形成悬殊的对比。《纽约客》撰稿人利埃布林(A.J.Liebling)在加缪去世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加缪到纽约时“那身令人发笑的穿着,……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国裁缝的杰作,是战前甚至一九二六年大危机前的款式”。当时连在法国的美国大兵都觉得法国人身上老有异味,发给美军的小册子解释说,不是法国人不爱干净,实在是因为肥皂在法国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当时的欧洲人很容易对美国有物质主义的印象,其实物质丰富并不等于物质主义。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机会享受物质,追求和迷恋物质的疯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国)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难以想像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加缪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有记者问起他先前对美国是物质文明中心之说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较实在：“今天,人类到处在接受物质文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欧洲人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在这种条件下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者呢?”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加缪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类危机》的演讲,概括地讲述了自己关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张。这是加缪在纽约最有影响的一次公开活动。加缪演说完后,有人站起来建议再付一次入场费,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款。第二次的入场费收入甚至多过第一次,可见演讲的成功。四月六日出版的法语周刊《胜利》将加缪的演说称作“一个盛大的法兰西告白”。
加缪在演讲中讲述的是普通人都能听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盖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门女工在打扫公寓时,看见两个手脚被捆绑起来的人还在流血,却不闻不问。面对其中一个受刑者的指责,这位女工回答说:“我从来不管房客的所作所为。”加缪指出,他那一代人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暴力、破坏和死亡的时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经历”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是抵抗法西斯,还是与法西斯合作,考验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更为严重的是,对人的折磨、政治谋害和心灵扭曲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结束,“毒药并没有解除,……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带着毒药,……我们都应该为希特勒主义负责”。极权统治在希特勒之后仍然在以其他形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个人“继续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性价值的世界中”,遵奉的是权力意志,膜拜的是历史必然,顺从的是官僚理性,忍受的是暴力和毁灭。
对此,加缪提出了自己的反叛哲学,“我们必须与非正义,与奴役和恐惧作斗争,因为这些祸害力量逼迫人们沉默,将他们相互隔离,把他们铸成同一个模子”。加缪说,反叛针对的是一切“接受现实和无所作为的想法”,主张的是把道德看得比政治更为重要。因此,人类必须以“普世主义”来营造“正面价值”,“只有普世主义才能把有善良愿望的人们相互联系起来”。人们只有走出孤独的绝望,才能与其他人一道反叛,对抗陷人于恐惧和暴力之中的政治压迫。
加缪的个人反叛哲学与当时萨特和波伏瓦主张存在主义结合群众力量有明显的不同。加缪的想法在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中远比在当时的法国有共鸣。事实上,不只是萨特和波伏瓦,许多其他法国激进左派都对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加缪在美国知识分子中远比萨特和波伏瓦受欢迎,很能说明美法一些知识分子在如何理解“激进”思想问题上的分歧。在法国,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激进”看成是与“革命力量”保持一致,并容忍它们的道德缺陷。这是萨特包容甚至赞赏暴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对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激进”意味着对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立场,不只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也包括美国自己的官僚统治逻辑。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取决于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