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萨特与加缪的美国之旅
作者：徐 贲
萨特、波伏瓦和加缪于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访问美国，推动了美国四十年代末的存在主义热,但他们对美国人能否真正弄懂存在主义相当怀疑。萨特在《一份欧洲独立宣言》(一九五○)中说,美国人并不真正懂得存在主义,“一般来说,邪恶并不是一个美国概念。美国人在看待人性和社会组织时,没有悲观意识”。波伏瓦也说,美国人“对罪恶和悔罪没有感觉”,美国人太自信,有太多的自由,不能真正体会生存的焦虑和人的异化。就连一向比较谦和的加缪,也觉得美国人太物质主义,太乐观,美国没有适合存在主义的社会文化土壤。
一九四五年一月，萨特第一次访问美国,但还不是作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言人。法国存在主义因萨特而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兴趣,那是在萨特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次访美时候的事了。萨特第一次访美是以法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和“二战”中法国抵抗法西斯战士的身份成行的。当时身为法国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主编的加缪问萨特是否愿意代表《战斗报》去美国。据西蒙·波伏瓦的回忆,萨特对此十分高兴,“加缪请萨特代表《战斗报》,我从来没有看到萨特如此兴奋”。对萨特和波伏瓦来说,美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美国)爵士音乐和文学在年轻时熏陶过我们,但它对我们又总是充满了神秘”。萨特第一次访美的五个月期间,几乎与美国知识分子没有接触。他交往的是在美的法国流亡者,把许多时间用来热烈追求生活在纽约的前巴黎明星多萝丽丝·费奈蒂。考特金说：“对萨特来说,爱情和爵士音乐要比在美国海岸上开辟存在主义的滩头阵地更重要一些。当然,或许也是因为萨特认为美国人太乐观,太物质主义,美国不是一个为存在主义事业招募门徒的地方。”
萨特一九四六年第二次去美国访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次他是存在主义思想大师的身份。美国《新闻周刊》一月二十八日那一期对他此行的报道是,“巴黎的文学雄狮来到了曼哈顿”。萨特本想搭飞机去美国,但因买不起飞机票而改坐海船。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对自己十八天的海上航程抱怨不已,“我坐的‘自由号’其实就是一艘货船,更糟糕的是,还是一艘军用货船”,“可怕的天气,狂风大雨,引擎又出了问题”,“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纽约向萨特张开了欢迎的臂膀,《纽约邮报》报道说：“全美国的‘前卫’杂志都开始大行刊载杰出法国作家萨特或关于他的文章。共产党人攻击他,但反斯大林主义的《党人评论》很欢迎他。《纽约客》对他微笑,连时髦杂志也加入了追逐萨特的热潮。”
第二次访美的萨特和美国学界和知识界有了广泛的接触。这次他到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等大学演讲,还在纽约卡内基剧院对普通公众演说。当时在场的巴瑞特(William Barrett)四十年后对萨特的演说仍记忆犹新,“在剧院里实实足足地挤满了人,有不少是美国超现实主义者。报纸早已使萨特名声大噪,但真正让我们着迷的是他多彩多姿的著作。很少有这样等级的哲学家还能写小说的。他也写戏剧、新闻、随笔,尽管写得不算太好,……的确,这些都使我们对他很是崇拜”。
美国人对萨特和存在主义充满了好奇,媒体起了主要作用。当时萨特的著作还很少被译成英语,一般人不得不从能阅读原文的教授和批评家的报刊文章获取信息。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为止,萨特译成英文的作品一共只有两个短篇小说：《房间》(一九三九)和《墙》(一九四五)；一个剧本，《没有出路》(一九四六)和一些论文,如《沉默的共和国》(一九四四)。和萨特真正有些思想交流的是与《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来往密切的一些纽约知识分子。《党人评论》是当时纽约有名的激进知识分子刊物,它的特点是把前卫艺术与激进左派政治结合起来,打破艺术与其他题材间的隔阂。据苏珊·桑塔格的回忆,她十五岁时(一九四八年)就已经读《党人评论》了,尽管不完全读得懂,但“觉得它的文章谈到许多重大问题。我拼命地想要弄懂这些问题”。多年后,《党人评论》创始主编之一的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请桑塔格撰稿,她发表的不少文章都涉及有政治意识的作家知识分子。《党人评论》对萨特感兴趣,是因他的写作不但跨领域,而且讨论问题。
《党人评论》的两位主编菲利普斯和拉夫(Philip Rahv)请萨特到纽约西五十六街的一家餐厅吃饭,参加聚会的还有汉娜·阿伦特和亚贝尔(Lionel Abel)。在谈到加缪时,萨特说：“他是我朋友,很有才气,是一个很好的文体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天才。”拉夫和阿伦特同意萨特的看法,因为他们也不太喜欢加缪的《局外人》。萨特又说,“但我们法国有文学天才,他的名字是让·热内(Jean Genet),他的文体就像笛卡儿一样好!”《党人评论》不久后登了一篇关于热内的文章,但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却并不欣赏虚无主义的热内。在对斯大林的问题上,萨特与纽约知识分子的分歧更大,菲利普斯对萨特容忍斯大林主义很不以为然。不久以后,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使得更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对他非常失望。
萨特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口碑不佳,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立场。一九四五年萨特首次访美时已经对美国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不满,但作为法国新闻界代表,他尚有责任维持法美友好关系。他声称,自己只是因为“对美国有深切友谊”才坦然说出心里的独立看法。一九四六年的萨特代表的是他自己。这时候的萨特把存在主义行动和群众运动的结合看得比法美的“深切友谊”更为重要。此时他虽然尚未发表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九六○)一书,但他因敌对资本主义而容忍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却已经形成。萨特当时认为共产党是惟一在政治上代表被压迫者的组织,因此,他并不攻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而是选择了共产党的“僵硬的唯物主义”理论做突破口,并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一文。
尽管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政治不满意,但他相信“工人阶级”(后来是“殖民地人民”)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潮流。他一面认为苏联是一个败坏了的工人国家,一面又把苏联视为遏制美国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世界扩张的必要抗衡力量。一九四六年见过萨特的亚贝尔在事隔多年后提到,萨特的哲学偏离了原先的存在主义,不可避免地表达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斯大林主义”。菲利普斯也觉得,“萨特想跟上革命的潮流,又想保持独立和批判意识,这是不可能的”。萨特想要结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条“第三道路”,使他在自由和非自由环境中同样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在非自由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会显得太强调个人和自由意识,因此被视为一种对现实秩序的威胁,不能见容于专制统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在自由环境中,萨特的马克思主义则又显得太强调“历史必然趋势”,它虽然批评“僵硬的唯物主义”,但却几乎无条件地接受种种以历史名义施行的革命暴力。
波伏瓦一九四七年初到达纽约开始她的访美旅程,《纽约客》杂志称她是“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和“第二号存在主义者”。尽管波伏瓦一向看不起美国的物质主义,但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却很欣赏,她尤其喜欢美国的爵士音乐。据菲利普斯的回忆,当时美国知识界常常招待波伏瓦,但相处下来,对她的印象并不好。她总是给人“武断,甚至咄咄逼人”的感觉。她往往“快速、轻易、几乎不假思索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菲利普斯“觉得她谈存在主义时简直油腔滑调,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谈存在主义”。菲利普斯回忆道：“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问她,她最常感觉到的是哪一种焦虑(angst)。她像个女运动员那么爽朗地答道,她什么焦虑都没有,她很快乐,也很适应美国生活,一个钟点的觉也没少睡。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对这些巴黎来的存在主义者的焦虑颇为纳闷,不明白他们的焦虑和克尔凯郭尔这些人说的焦虑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