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
作者：津上俊哉
因此，我从二○○二年夏天开始写《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此书二○○三年初在日本正式出版。这时,我做好了将受到很多人批评的心理准备。但是，自从该书出版以来，从未有人向该书或我发起抨击。回顾在我执笔的二○○二年，正是日本舆论开始转向的时候。自跨国大企业开始，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大谈“中国经济威胁论”，不如在中国崛起这一前提下，探讨自己今后应该怎么走。二○○三年底该书获得了在日本学术界较有权威的“三得利学艺奖(政治经济部门)”。看来在日本也有许多人士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日本企业界的看法大约从二○○○年开始，日本对华出口量开始猛增。据统计，二○○○年日本对华出口为三百亿美元，但在二○○三年上升到五百七十亿美元。本来就很庞大的出口规模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又扩大了一倍，这在全球国际贸易史上也是罕见的。与此同时，中国对日出口也在快速增长。二○○四年日中贸易进出口总量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亿美元，如果加上日港贸易（其实加上这部分才是日中贸易的实际总量）则达二千零五十亿美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量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二○○一年日本还陷在“失去的十年”所带来的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泥泞中，但二○○二年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其原因是，在所谓“失去的十年”当中整个日本经济进行了“重组”。许多企业被淘汰，幸存下来的企业也经历了痛苦的裁员、从亏损领域撤退，处理了大量的潜在不良资产等。因此与十年前相比，整个日本经济提高了效率。
但由于产业界普遍实行“重组”，难免出现通货紧缩压力。因此只实行“重组”，还难以激活经济，因此需要“新需求”。激活日本经济的“新需求”是机械、钢铁、化工、电子配件等类产品对华出口的猛增。很多日本行业都享受到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需求，效益得到大幅提高。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叫“中国特需”。
在日本经济复苏过程中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享受到中国崛起利益的“胜者组”和因此而受到损失的“败者组”的“两极分化”。胜者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败者主要是以前以“为大企业做配套”为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的中小企业，因为他们的客户——大工厂迁往中国的现象比较严重。随着二○○三年日本经济全面进入复苏阶段，这种“两极分化”现象逐步淡化。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影响着日本政治界和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看法。
这是因为寻求政治家或政府帮助的企业一般不是经营状况良好的胜者企业，而是陷入困境的败者企业。政治家回到家乡，每次听到的都是对中国的抱怨（胜者就此问题保持沉默），那么，他们的看法倾向于“中国崛起弊大于利”也是比较自然的。
在经济迅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出现胜者和败者之分是必然的。但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使本来应该赢利的企业陷入败者的困境，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尽量多的败者企业转为胜者企业？
日中两国为何不签订FTA?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出现了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热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FTA空白地区”的东亚地区遭遇亚洲经济危机以后，许多人士开始深思“经济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最严重的原因是否因为东亚各国缺乏互相协调的机制，所以一个个被经济危机所击败”。此后，很多东亚国家开始与其他国家商讨FTA。目前，东亚地区有许多FTA协定已开始执行，或即将签署。
那么“双赢”日益明显的日中两国之间的FTA又怎样呢？目前只有像“十加三（东盟＋日中韩）”FTA那样的模糊构想，“可以看作其中包含日中两国的内容”而已，双方政府都不敢提到这个问题。很遗憾，至少今后几年内日中两国签署双边FTA的可能性很小。但除了签订国际条约并建立FTA关系，可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经济融合之外，还有一种只要没有任何正式协议，就没人能够阻止的“实际上的经济融合（de-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模式。
虽然货物／服务贸易方面的制度性壁垒会影响企业的商务决策，但目前各国（包括日中两国在内）大多数产品的关税率已降低至不到百分之十。因此从企业来看，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企业运作成本和商务决策形成更大的影响。我认为日中两国的经济可谓是全球实行“实际上的经济融合”最为明显的例子。理由很简单。十年前，把货物从日本运到中国内地，很难判断需要多少天。因为当时只有铁路，要预约货车需要一些关系，否则等多久货物也不一定会到。现在，中国沿海有很多很先进的港口设施，还有较完备的全国高速公路网，外资物流公司已被允许按自己习惯的商务模式负责客户配送。今天日中贸易如此发达，是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基础设施的完善，物流成本和其不确定性比十年前大幅减低了。从企业来说，尽管还有百分之几的关税，可是这又算什么呢？因此，中国很快被列入全球经济，距离近、互补性最强的日中两国经济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如果说像FTA那样的“制度性经济融合”拥有双赢的效果，那么“实际上的经济融合”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效果。到二○○二年前，面临工厂纷纷迁往中国，产业空洞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经常提到的“日中经济具有互补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暗中觉得“你们中国获利比我们日本多”，但看到对华出口猛增，现在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这是“双赢”。
日本会更多地吸收来自中国的收益我之所以要谈经济融合的效应，是因为与上面提到的“胜者组和败者组的两极分化”问题有关。在我看来，日本从中国的发展和日中经济融合中获取的利益还不够。这不是因为中国吝啬，不让日本获利，而是因为日本自己存在“三个没有”的问题。即∶虽然获了利，但还没有意识到；虽然理论上清楚可以获利，但没有想方设法去获利（心理障碍使其不然）；虽然很想获利，但由于行政制度等方面的障碍而没有机会获利。我认为，如果日本人勇于改变的话，将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关键在于日本人能否抛弃对中国的固有观念。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例子是旅游。说到日中旅游，都是指日本人到中国去观光，但大批中国人到海外旅游的时代已经来临。三年前谈到这个问题，大概日本人首先就会想到“中国到底有多少有钱人？”或“来日的中国人增加，会不会提高外国人的犯罪率？”但自去年起，日本的很多景区都陆续派遣宣传推介队伍到上海等沿海城市，看来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
但要想让中国人到日本来旅游，首先必须全心全意地把中国人当作“客人”并提供服务。但由于日本人还抱着固有观念，所以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日本也和现在的中国处于同等地位。当时欧美各国为了把日本游客当成座上宾，（某种程度地）抛弃了白人优越的固有观念，雇用能讲日语的工作人员，为日本客户提供服务。这次轮到日本人了。给尽量多的中国人提供亲眼看到日本的机会，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应该还富有政治意义吧！
第二个例子是二○○一年上海某国企集团收购东京一家已倒闭的中坚企业的故事。该集团刚开始收购工作时，遭到了日方拒绝。但该集团负责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些，所以并不着急，而是慢慢地消除了各方面的担忧。现在这已成为中国企业成功拯救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产业再生）的首批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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