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短长书
作者：郑 言等
面对学风中的一股股浊流，如果仅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放任与超然，不仅会导致清者受辱、浊者恣肆的灾难，而且会加速社会风气的腐坏，进而影响社会文明的进程。激浊扬清的有效办法，除了诉诸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自律，就是勇敢地拿起批判的武器。读完田培炎、李长峰所著《政党作风片论——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视点》（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七月版），就深深感受到批判的效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只需从他们对恶劣学风的尖锐批判的侧面便可领略一二。针对普鲁东哗众取宠、招摇过市的虚浮伪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序言中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普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对于以捞取稿费为目的，故意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恶劣文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深恶痛绝。恩格斯对考茨基主观臆断、为捞取稿费而故弄玄虚的文风不止一次地提出批评，认为考茨基“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列宁是在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俄国的经济派、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马赫的主观唯心主义等错误思想理论以及党内的取消派、可能派、召回派等“左”倾思想的艰苦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隐藏在恶劣学风背后的，要么是尾随于资产阶级政客屁股后面的附庸、只知“跪着造反”的懦夫、至多只是工联主义的狭隘团伙，要么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至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里对教条主义、低俗文风所作的针砭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
不过，人们丝毫不要看轻不良学风的能量和危害。一种不良风气一旦相因成习，尤其是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要改变它是何等的艰难。尽管赫鲁晓夫针对“两大阵营论”提出过“三和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应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但很快就被视为异端，并最终导致了赫氏的下台（原因当然不止于此）。勃列日涅夫不仅是教条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且因为其极度的虚荣使教条主义的理论形态更荒诞、实践结果更悲惨。
逝者已矣，问题依旧。前人的学风问题绝非俱往不再，相反，在今天还有新的发展。君不见，“文化兑水”、“学术腐败”、“出版泡沫”，已成了当今中国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一些仅仅因沾了面向大众职业的光而为人熟知的所谓“名人”，却要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名人出书”热潮，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兜售那无病呻吟的所谓心路历程；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官大真理多”，贪天之功，掠人之美，随意侵占他人成果的署名权；不少企业家也跃跃欲试，企图跨行业地应用“赢家通吃”的规则，不惜重金雇佣写手，打造自己的精神面孔，竟也想在学林树碑立传；即便那些学业未成、羽毛未丰，甚至连一篇文章都未发表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也不甘寂寞，手操剪刀与糨糊，编撰一部部“权威”的辞海与丛书；而一向固守自己精神家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学术圈，也弥漫起贪欲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让人不无痛心地把仰视的目光降到平视以下。
道德文章，不是谁都可以轻易为之的。德为文之体，文以德为先。“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文以载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没有令人景仰的道德修养，没有令人信服的思想境界，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何以有资格著书立说、为人师表、教化他人？文章千古事，鉴悬成圭臬。孔子作《春秋》，一字以褒贬；老子五千言，宗经传万代。没有献身科学真理的孜孜追求，没有焚膏继晷、皓首穷经的勤学苦练，没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识见器宇，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文字功底，哪敢轻言写书作文？更遑论“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了。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代表社会良知、传承人文血脉、高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旗帜的学界同仁，竟也要偏离前辈的足迹而丧失守望的天职么？古往今来，学者的崇高何时可以撇开历久弥坚的社会担当而独存？剧烈变革的时代，创造性实践的理论呼唤，民族振兴的经世感召，治国理政的术略渴盼，足以成就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留名青史的思想大家、学术大师。如果沉溺于远离现实“玩”学术，满足于圈内认同而自慰，那就不只是个人的悲哀，也是这一职业的大不幸。
当然，社会担当少不了学术精神的精心养育。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既是治史的要求，也是学术精神的内核。它需要坚实的学术积累，恬静的心性修炼，拒绝无学术的思想，鄙视无思想的学术；它需要告别浮躁、远离功名，秉持“君子固穷”，不求闻达，“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依然乐在其中的士子风范。还是柳宗元讲得好：“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大道至简。学术要想影响决策，滋养社会，传承文明，就要铭记“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学问深时意气平”的箴言。这当然不是不要词采，恰恰相反，“言而无文，则传之不远”。即便是一思之得、一闪之念、一感之发，行诸书面，也应有准确的表达，晓畅的话语，鲜活的文字，必要的修辞，更不用说阐发探幽洞微的至理、治乱兴衰的奥妙了。可怕的是用故弄玄虚的形式掩盖苍白贫乏的内容、以佶屈聱牙的语汇讲述浅显易懂的道理。
中土·江湖
刘瑞兰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第一本武侠小说，陆菲青是他创造的第一个侠客。陆菲青不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但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带着小说中官家小姐李沅芷以及读者走进江湖世界。从李沅芷发现陆菲青会武功开始，这个江湖世界的图景就在我们眼前蜿蜒展开。
耐人寻味的是陆菲青的身世和处境：他是一个僻处边疆的中土武林人物，肩负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李沅芷从边疆回到中土。
小说开头的这场旅行令人侧目。金庸武侠小说写于香港，最早的对象是香港报章的读者。身处英国殖民地，香港移民们对“中国”既感亲切，又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武侠小说正好提供一个平台，让读者在想像中回到这片土地。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讨论了“江湖”的概念及演变。他指出，在唐人小说中“江湖”是指远离朝廷或官场的闾巷民间，到了宋元话本，江湖逐渐成为打斗比试的场域。如何勾勒江湖世界，对于武侠小说至关紧要，因为它是侠客活动的空间，也是故事展开叙述的空间。
从边疆走到侠客活动的中心，金庸也构造了从边远地带走向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地理想像。陆菲青师徒经过了这个旅程，就开始卷入满清、汉人秘密社团、塞外回族部落剧烈的斗争中。可以说，“中土”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不是指向一个虚无缥缈的古老中国，而是一个确确切切年代——乾隆统治时期的中国。
当然，武侠小说是虚构的，其中诸般曲折离奇的情节，更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金庸最突出的，不只是因为他把武侠小说设在某个确切的历史背景，更因为他在摆弄各种历史元素时，描绘出了一个政治的中国，皇权的中国——他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处理。
韩倚松比较金庸和广派武侠小说时指出，广派武侠小说虽然同是以中国某个历史时代为背景，但主要描述的是正邪较量和门派之间的争斗；而金庸正好相反，他把满汉之争作为故事主要情节，矛头直指向皇朝的权威性，“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这样登上了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