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游刃于文学史话语和文化政治之间
作者：蒋 寅
若将他的言说落实（contextualize）于他所处的历史时空——一个南来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处身于建制之外，以卖文为生——就可以知道他只是在做浪漫主义的梦游、怀想。这份浪漫主义的血性，驱使他向当时已成霸权的“文学史”论述做出冲击；他的反政治倾向更有利于他对成说的质疑，在文学评断上，重勾起许多因政治压力而被遗忘埋没的作家和作品；在政治言说上，他痛斥政治集体力量对文人、知识分子的奴役。
陈国球同时也注意到，“他反对欧化、方言化的主张，正好和他所面对的英文与粤语的环境相对应；‘白话文’就是他的中国文化身份的投影”。这种见地，不能不让我联想到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理解”。确实，学术史也和思想史一样，在许多场合，只有抱这种“同情之理解”，才能真正认识一种言说的意义。
在关于司马长风的论述中，实际上已涉及作为传递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学史与作者个人经验参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最后两章讨论香港文学如何“写进”中国文学史时显得更为突出。在八十年代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香港文学一直处于形同“盲肠”的尴尬位置。在大半个世纪中与内地政治隔绝、文学缺乏正常交流的香港，其所孕育的文学经验是极其特殊的；同时，作为英国殖民地和最自由的贸易港，居民以粤语为日常口语，却用普通话来思考和写作，又使香港文学经验显得格外复杂。陈国球在列举内地文学史著作对香港文学的忽略（五十年代以前）和狭隘认识（五十年代以后）的同时，细致评价了香港评论家叶辉的工作，并连带介绍了以卢玮銮为代表的香港学人所做的发掘、梳理香港文学史料，建构香港文学史的工作。针对如何将“香港文学”写进“中国文学史”的难题，他提出四条值得思考的路径，而最后一条恰恰是追问：香港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如赵聪、丁望、李辉英、司马长风等人的著作，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与大陆盛行的王瑶、刘绶松或丁易的书写体系有何不同？其异同原因又何在？这表明文学史写作本身就对文学的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参与了文学历史的形成。一个文学史研究者，一个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者，对自身所处的文学环境抱有这种现实关怀，虽然是很必要也很正常的，但我仍不能不说它是难能可贵的。我相信这也是陈国球身处的语境使然，毕竟文学史书写形态总是与文化政治纠结在一起的，文学史学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游刃于文学史话语和文化政治之间。
陈国球这部力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比我更具备专门知识和学术视野的专家可能会提出一些不同见解。但起码我读过此书后，以往觉得头绪纷杂的历史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一下子变得清楚了。如果说戴燕的著作《文学史的权力》全面分析文学史话语生成过程中来自多方面的作用力，董乃斌、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展示了文学史编纂的多彩面貌，那么，陈国球此书就可以说揭示了文学史叙述的生成机制及其具体作用的结果。虽然作为抽象道理，都是我们知道的常识，但在具体的个案剖析中，它们生动而深刻的呈现还是展示了历史研究的迷人魅力。在这个意义上，陈国球的这部著作于文学史学的研究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国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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