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上市公司：对利润和权力的疯狂追逐
作者：柯 霖
二○○二年，英国石油公司（BP）在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的油田，一位技工受命对一口旧油井进行检修，此时，该公司的工程师们非常清楚，这口油井的井压已经很高。结果，这位技工在操作当中，发生了井喷，引起了高达四十英尺的火焰，他被严重烧伤，仅仅捡回一条命。事实是，在此前的几年里，该公司在阿拉斯加的雇员一直在抱怨公司一再违反安全维护法规。二○○一年,该公司还因明知故犯地释放有害物质而遭起诉，被罚款五十万美元，并承诺“保护工人、公众和环境，遵守各种有关的规章制度”。但是，英国石油公司根本就不愿花钱雇用足够的技工来维护这一地区的油井，因为这些油井已经到了其生产周期的尽头。阿拉斯加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石油工业声称可以自我规范，在其影响下，州政府对油田安全检查机构进行了削减。监察员每周必须巡行几百英里，仅仅能够保证最低限度的检查，而且，他们还要把其检查活动提前通知公司，以确保能够进入那些油田。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公司基本上可以逍遥法外（80—84页）。
通过对大公司种种劣迹的观察，贝肯得出结论说，就像精神病人一样，上市公司不是把他人当作人来对待，而是当作生产利润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在失去使用价值时就可以弃之不顾。当然，上市公司也为社会带来诸多好处，使我们的生活现代化，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西方社会中，大多数人比其二百年前的前辈们生活得更好，至少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公司制度无疑为这一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多数西方人也许不会怀疑这一资本主义观念，即，追逐自我利益和利润是主要驱动力，驱使人们努力工作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西方社会中，对于大型上市公司及其管理阶层的确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普遍反感和不信任，认为它们将贪婪和短期利益置于所有事物之上。每逢国际经济组织举行会议，如亚太经济首脑会议（APEC），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以及八国首脑会议（G8），都会发生公众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正是这种反对意见的清晰呈现。此外，在过去的十年间出现了上千个非政府组织和网站，呼吁制止“邪恶”和“不公平”的企业全球化；同时，相关的严肃学术研究，就像贝肯的这本书和同名纪录片，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凡此种种，都是这种反对意见的明显表达。
这些抗议之声有着种种的针对性，但其中的主题是，那些操纵主要跨国公司的商业和金融精英已经变得太过贪婪。换句话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上市公司的扩张，已经让他们拥有太多的权力以及左右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而他们则运用这种影响力操控国际组织甚至美国政府的活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普通公民却因此而遭殃。
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到：借口反倾销，国际贸易组织允许发达国家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原材料；但，与此同时，国际贸易组织却允许发达国家给它自己的农产品以丰厚补贴，以便在与贫穷国家的农民的竞争中占上风。同样，国际贸易组织十分关心保护知识产权，而这一保护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的制药厂、高科技和娱乐公司，同时却减缓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后者无力购买新的科技成果。在很多情况下，用来挽救生命的新药品却无从抵达那些最需要它们的病人手中，如非洲就是如此。
西方财经利益集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过去十年中，在东亚、非洲以及东欧多个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贷款作为筹码，迫使这些国家采纳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此类政策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善那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却使西方的银行降低了在这些国家中的投资风险，并在本土公司羽翼丰满之前，让跨国公司抢先进入新的开放市场。大多数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中受益，他们的国家却由此背负上巨额贷款，自然是要由其纳税人来偿付。
最近，对美国为首的侵略伊拉克战争，西方国家的民众普遍不满，同样是出于怀疑，侵略的一个主要动机乃是为一些英美石油公司和军备制造商——都在世界上最大公司之列——的利益。也许，仅用此一理由来解释这场战争的动机是过分简单了，但不能否认的是，石油公司、军备制造商和美国的其他工业将从伊拉克的毁灭和重建中赚取大笔利润。
当然，如果这些西方公司的危害行为只局限在世界上其他贫穷地区，人们对企业全球化的反对之声也许不会这样强烈。但是，事实上，公司权力前所未有的扩张所导致的全球化，已经直接影响了西方人，而且是十分消极的影响。
例如，现在，许多大公司高层管理者们的巨额工资和红利是根据公司季度产值和股市上的股价而定，动辄每年上百万美元。这就让高管们不顾一切地榨取最大利润以获取高额回报，通过裁员来减少开支就成了家常便饭，然后，并购其他公司来提高股价，接着再裁减那些公司的雇员。结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成千上万个有技术有经验的雇员，很多甚至是中级管理人员，失去了本来以为很牢固的饭碗。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通过中介重新找到短期合同的工作，虽然所做的工作与从前差不多，但却不再享有公司的福利和退休保险计划。而那些有幸保住全职的人则发现，他们被迫延长工作时间，失去了家庭生活，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报酬。在这种士气低落的工作环境里，没人对前途有信心。同时，他们的顶头上司却把巨额的报酬揣进口袋，其数额与日俱增。当人们发现，这些高管还卷入舞弊行为，用误导的报表来夸大公司利润，让他们的高额酬报显得合理合法，就尤其感到义愤填膺了。就这样，贪婪的高管们把雇员榨取得一干二净，然后其过分扩张和风险投资的策略又把公司推上毁灭之路。于是乎，本世纪初，当美国的股票市场遭遇暴跌的时候，一大批似乎很茁壮的公司竟突然陷入破产。
近来，西方消费者们受这些大公司之害实在不浅，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被大规模地私有化这一方面。大公司说服政府，它们会更有效率地经营电力、煤气和水公司，如此可以节省政府和纳税人的钱。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服务的私有化导致价格上扬，并产生更多安全问题，因为公司会尽量地从公共设施中榨取利润。贝肯谈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电力私有化导致了加州以及美国东北部、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数次大停电，代价巨大；而澳大利亚等国的供水私有化，则导致了饮水污染事件增多。
西方民众与大公司打交道的教训，以及他们对那些深受全球化之害的贫困国家的深切同情，使很多人投入到政治运动之中，其活跃程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人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以来少见的。虽然大多数人都承认，自我利益和利润是企业商业成功的两个主要动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公司价值”吞噬自己的生活。对于过分自私和贪婪的人，只能依靠一种社会机制来防范他们为满足一己之欲而越界去侵害他人利益，同样的道理，也需要有效的方法来遏制那些过分自私的公司行为对工人、消费者和环境造成危害。社会提供给公司劳动力和资源，并让公司获得丰厚的利润，必须设法让公司回报社会。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拭目以待，那些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西方国家政府是真的聆听选民意见，对大公司进行遏制，还是继续为财经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正如贝肯所引一位评论家的话，如果允许上市公司一如既往地左右世界经济，那么它们只会“拿，拿，拿，浪费，浪费，浪费”，直到它们把生命引向毁灭，把人类引向灭亡。
（Joel Bakan,The Corporation: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Toronto，Penguin Canad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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