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母女同在爱荷华
作者：聂华苓
在那之前，我读到过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一九七八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中国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那几年来的作家，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一九八○年在北京初见丁玲，她就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到外面去看看。她在一九八一年来到爱荷华。
一九八三年那年，吴祖光和茹志鹃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一九八二年并以《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提示了一个社会问题。《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中透着无奈。整篇小说充满反讽。王安忆在那之后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打着两条小辫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细”而“大”。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但在一九八三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行。
那年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来到爱荷华。也是他第一次从台湾出境。因为左倾思想而坐牢八年，一出狱就蒙着被子听祖国大陆的消息，听到《国际歌》热泪满面的陈映真，居然在爱荷华碰到来自大陆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个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个是如鱼得水，笑得很开心，有时调皮地卖弄一两句党领导的话，还是标准的京腔。
他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陈映真和茹志鹃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同志!茹志鹃呢?一个台湾同胞居然有如此进步思想，叫人佩服!
吴祖光对中国的现实多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轻人的叛逆。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
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上，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
我在他们之中，可有戏看了。
王安忆打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作家的聚会，搅在中国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之中。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中国事，独立在那一刻而看外面的世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
他们有时从山下的五月花走上山到我家。王安忆参加活动去了，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谈话没兴趣。
茹志鹃问到我过去的生活。我谈到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三父亲在贵州被红军杀死，尸首不全。
贵党实在太残忍了，陈映真笑着对茹志鹃说。
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呀，茹志鹃说。
那年我十岁，我说。父亲的灵柩从贵州回武汉。小弟弟华桐只有几个月，从没见过父亲……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哪儿?茹志鹃说。我姑母要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当尼姑!
你竟当了解放军!你和王啸平在哪儿认识的?
在解放军里呀!他是导演，我在文工团。我们渡江以后，在南京结婚的。
渡江以后，你在南京结婚呀!我大叫了起来。那时候，我们刚从南京跑走，跑到北平，又跑!跑到上海，又跑!跑到武汉，又跑!跑到广州，又跑!八路军跟着我们追!你就在那时候在南京结婚呀!
我们大笑。
茹志鹃从小是孤儿，住在孤儿院。一九四三年十八岁，跟着哥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
我谈到台湾的生活，谈到大弟汉仲：他抗战末期加入空军，飞行侦察日本人。后来侦察你们共产党!我指着茹志鹃笑了起来。一九五二年，在台湾例行飞行失事，他才二十五岁。
我和你不是错过了，就是干上了。茹志鹃说。
一点也不错!我第一个丈夫，在你们抗美援朝的时候，正在东京的盟军总部当翻译官，打朝鲜!
我们又干上了!茹志鹃挥起拳头，一面笑着。
有一位临时来访问的中国作家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题目尖锐，而且用英文讲，听众满堂。他讲到幼年家境贫寒，遭受迫害，勤工俭学，留学英国，解放前一刻回国。那以后的经历，几句话就滑过去了。讲完听众提问题。
你在二十几年的沉默中，写作没有?有人问。
没有。
为什么?
我不要和文学发生关系。
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以后，才有中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发现他们讲话很小心。最近中国好像开放一些了，并且制定了宪法。不知道年轻人如何反应?
那位作家笑笑：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于……
我所接触的年轻人对此毫无兴趣!吴祖光代他回答了。
王安忆是年轻人呀!有人说。
我们有兴趣的是现实问题，不是纸上的文字，她说。
假若中国有法治的传统，就不会有这么多政治运动了，吴祖光作了结论。
散会后中国作家自然是到我家聊天。
伯伯，王安忆对吴祖光重重叫了一声。您是怎么入党的?
文化部长周巍峙把我叫去，要我入党，我就入了党。后来，报纸访问我，要我谈入党感想。我说，不谈!
那时，陈映真的《山路》在台湾《中国时报》获得小说奖。我们举杯庆祝。
映真，为什么现在给你奖?我问。
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给我奖?
《山路》很尖锐呀，我还担心招麻烦呢!
我们各自揣测。
国民党开明一些了吧。有人说。
你不懂!陈映真说。这一定是国民党的政策。大陆有一定的政治方向，一定的思想。台湾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一些不同的官僚在一起，东一下，西一下。没有系统。
那么，国民党变聪明了。
也不是，你不懂!你没在那个社会生活，你就不知道台湾那个社会。
那么，到底为什么给你奖呢?
我也不懂!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出来了，你得了奖。这对你在台湾是有利的。我说。
这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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