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陈迹飘零读故宫
作者：高尔泰
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常事。但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同化，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其后果又都并不相同。汉文化的影响使满人变得文弱了，但同时却又加强了满人对汉人的统治，使清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并不常有。
多尔衮之平定中原，实得力于汉族文人如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所贡献的政策和策略。入关之初，他们大力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严明军纪，申明“三勿”（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百姓“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又无流亡，劝农桑，鼓励垦荒，发展生产。除接受吴三桂等人投降外，对故明罢谪请臣和各地“隐迹贤良”也一并征擢，为其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以及取代明王朝以后敲骨吸髓地盘剥、掠夺和大兴文字之狱，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力和进行镇压的坚决性与残酷性，而明末中国的地区性和集团性反抗力量，是分散的、内耗的，因而是易于各个击破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崇拜宝座的心理，以及汉人的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也为任何胜利了的征服者，准备了称王称霸的温床。
在这个温床上，强悍精明的满人由于舒适和安全感而松懈了，日益弱化和腐化，日益严重地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起初宫廷还查禁贪污，但由于各级官员都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也由于宫廷本身是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的大本营，这种查禁既不力也无效。后来连皇帝自己也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贪污腐化以图享乐了。《清代野记》记载之皇太后修三海，即其一例：
慈禧……设海军衙门，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又开海军投效捐，宝银七千两作为一万。以知县即选，又得数百万，亦归入修园费。不三年，园成，慈禧率帝后宫眷贵等居之。……每日园用两千金也。……甲午之败，李文忠常恨曰：“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何致大败！”
这种事。不过是中国皇帝的家常便饭罢了。满人入境随俗，原是很自然的事。这不也是“民族同化”的一种形式吗？
不过在以前，只有皇帝能这样，官员们则不可。远古“天锡禹洪范九畴”就宣称，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如果有之，知道了是要查处的。清代的统治集团，由于都是旗人，面对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得不谋求内部的团结一致，大臣们的事，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是内讧的需要，一般并不查处。一旦查处，就会透露出惊人的内幕。例如军机大臣和当政二十年，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超过乾隆时期国家军费的十倍。和垮台后，这笔财富交回国库，也就是落入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中国的所谓国库，实际上等于是皇帝的私产。历来如此，清代尤甚。慈禧之挪用军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州县取媚督抚，督抚勾结京官，京官“迎合上意”，邀权固宠，媚上压下，“侵欺国帑刻剥小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如此“高下其手”的普遍腐败，纵使皇帝想要控制，其可得乎！
由于是凭身份，而不是凭能力进行统治，所以工作效率对官员们个人的地位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可以不必操劳，更不必创造价值，只要发号传令（维持效能）和坐享其成就是了。国库的豢养，使得这批人越来越懒，越来越依靠和只能依靠公文程序进行管理，以致越来越可以抽出手来搜刮民脂民膏。民脂民膏的积累使得他们越来越肥，越来越离不开快马轻车、锦衣玉食和华堂轻裘。于是乎随着社会矛盾的越来越激化，他们生存竞争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了。
《清代野记》卷十记载：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曰，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发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至咸与为礼……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姑举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封，皆不知……此公名阿勒珲，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
又云：
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年间事。其人名麟趾。……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于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途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座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吾辈今曰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
这么一批废物，之所以能混得下去，之所以能窃据要职，统治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是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身份，即他们是旗人。旗人之所以获得这个身份，是因为他们用武力战胜了汉族，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武力。在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旗人将领都发财了。本来，他们仍然不能像古罗马总督维宝鲁所说的那样，仅仅“让军队发财，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比之于广大汉人，他们不过是极少数。他们的军队，除八旗和绿营外，大量都是汉人的地方武装。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恰恰是这批自筹军饷不吃皇粮的人的武装，成了他们安全的保障。
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民族文化，从远古以来，一直都是以皇帝的宝座为核心的，皇帝是龙图腾，是天之子，是构成社稷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人没有它就活下不去。“三日无君，惶惶如之。”它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着旋转的太阳。东周以来从“敬天”到“重民”的观念变迁，到尚礼、乐，制刑、法的政策完善，再到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背驰和互补，经学儒和理学儒之间的差异和沟通。都莫不呈现出这样一种徐缓而又怪圈般的旋转，并在旋转中形成了一个循环性的、轨道固定的框架结构。任何中国人，其生存努力的顽强性都无不体现在他们对这个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框架的坚决依赖上。文人士大夫或处或出，也无非围绕着皇帝的宝座兜圈子。处是“不才明主弃”，出是“欲为圣朝除弊事”。他们离开了这个文化核心就无所适从，就不敢徘徊。
“长忆商山，当年四老，尘埃也走咸阳道，为谁画到便幡然，至今此意无人晓。”这期间的奥秘，深藏在以宝座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封闭结构之中。这样的文化结构，造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宝座崇拜。宝座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这种政教合一，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个人崇拜。它是以物（规范、角色、道具）为对象。而不是以人为对象的。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一个十几岁的顽童，只要有机会坐到那宝座上，就会受到尊敬，就会使哪怕白发苍苍的庄严大臣也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比之于电影《末代皇帝》中所再现的那种现象，诸葛亮对于阿斗的效忠，也许是更为突出的例子。纳兰性德《咏史》诗批评诸葛亮说：“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看起来好像很开通，实际上也还是把皇帝的意志，当作了这种角色取代的合法性的根据。纳兰性德的这种不自觉的观念，是民族同化的最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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