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后妇女解放与自我想像
作者：钟雪萍
如前所述，女性主义的主要宗旨是将性别公正看作社会公正的一部分。对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其前提并非以为但凡女性就一定是弱者，而是强调充分认识社会化、经济化和政治化了的性别关系，在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对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带来的影响。在当下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就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而言，从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妇女问题”，到面对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后妇女解放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挑战，这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变化，也是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当今终于芙蓉出水，有了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其实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性别政治的现实，问题的尖锐性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进而意识到话语权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更表现在是否在自身的思考活动中引进性别政治的角度，认识到女性主义对“现代性”叙述的挑战、影响及其意义，在理论的层面上与女性主义学者展开对话等等。至少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像中，对妇女解放的历史与其自身性别角色的关系的认识是模糊的，观念中更缺乏对性别政治的理解。
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一向坚持以女性为主导来传播女性主义理论，并将这一做法视为女性主义的原则，那么，女性主义是不是本来就应该只是女人的事？我以为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该搅在一起。首先，女性主义，是从女性的角度质疑权力的形成和分配以及权利的公正与否。所谓女性的角度，就是关注在男权中心的权力结构中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其次，它又是超越女性范畴的一种社会性挑战，从性别政治的角度指出，性别公正是涉及全社会的问题，涵盖男女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应该、也必须有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参与讨论和实践。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形成基于自下而上的妇女运动，确实与妇女自身的参与和实践直接相连。然而，作为理论实践，它超越“女人”的范畴，对整个社会的性别政治的现状和走向提出挑战，这样的挑战势必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阶层。如果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对社会的不公正提出质疑和批评的话，那么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就必须在这一层面上给予真正的认识。在中国，尽管妇女运动的历史与西方很不相同，但是，当下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在性别公正问题上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理论所坚持的性别公正作为社会公正原则的一部分，也就应该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很多知识分子活跃着的领域里，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现实，固然是因于中国知识分子与妇女问题的关系的历史变化，我以为，亦与上面提到的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偏重“女性特质”这一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有关。女性主义登陆之始，也是以对妇女解放历史的反省为特征的，女性知识分子看到的，是女性性别身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消失”。这里隐含的是女性自身的一种自我想像，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主要以回归“女性气质”这一本质主义观念为特征。也就是说，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一开始是以找回“女性”性别特征为主要出发点。造成这一现象，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如前面提到的将“男女平等”等同于“男女相同”的误会，就是导致如此反应的原因之一。“文革”以后大多数的女性，包括知识女性，开始拒绝认同前一阶段的妇女形象。在大众文化中，这样的女性形象被视为过于男性化而加以丑化；在知识阶层的言说中，则斥责其掩盖了女性本身的性别特征和主体性。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呼唤女性内在的特质，即所谓还女人以女儿身。
这个以找回性别特征为出发点的女性反思，与男性作家对男性性别特征的反思同时发生，一同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成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男女作家在不尽相同的层面上，既寻找“真正”的女人，也寻找“男子汉”。寻找“男子汉”更是被作为一种政治寓言加以书写。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八十年代以“寻”——寻找男子汉、寻根——为主题的文学现象，也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中新的自我想像开始形成的一部分。“男子汉”形象背后的性别特征的预设，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从在想像中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土匪”转变成“成功人士”、“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各类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阐释者。在这个轨迹上，便“自然而然”地开出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两股道上跑的车：女性主义的介绍和传播变成了“女人”的事，而其他西方理论思潮的介绍和传播则成为（男性）知识分子的行为，并得以中性化和普世化。男性的“男子汉”性别特征终于有了“自然归宿”，既落在了“钱”和“权”的结合点上，也落在了似乎超然于性别之上的“知识分子”身上。
然而，“超然”仍然是一种关系，其实说明了，在女性主义和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想像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范畴之间，隐含着的是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与妇女和性别问题的一种历史关系的变化。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想像中的性别特征和性别盲点，以及这一切与知识分子追求社会公正这一理念的关系如何，是“后妇女解放”时期女性主义和知识分子同时面临的新课题。在社会经济转型期中，作为社会公正重要组成部分的性别公正，并不会因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妇女问题的变化或者消失，就变得不再重要。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但是，不言而喻的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过去遗留下来的和不断（重）新出现的问题。目前尚待出现的是知识分子直面这一历史和现实两者互动的错综局面，以便对“性别政治”的思考“浮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地表”，成为其质疑“现代性”和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有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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