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汉字背后的东亚史
作者：刘晓峰
暑假出差回到清华园，发现信箱里有一本阿哲次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大三十二开，封面设计得很洁净。翻开书来，开篇就是这一句话。对于一个研究文字学或语言学的人，这句话很可能只是在陈述一个既存的知识，但作为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人，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著述中读到这句话，一瞬间却勾起许多关于汉字的回忆，由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这本书八年前我就读过。当时读的是日文版。
一九九五年，我考入京都大学读博士课程，立刻就喜欢上这所老大学，因为它有一个图书资料极为丰富的图书馆。长期以来，我学习的坏习惯之一就是乱读书。有时进图书馆，心中只有一个大概的阅读方向，钻进书库后找一本相关的书就开始读，读到某个地方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于是换个地方找本书接着读。我称这种读书方法为“流浪式”。与流浪式不同的，还有一种“漂泊式”。漫无目的地走进书库，觉得书架上哪一本书有趣，便拿起来读。之所以说上述两种是“乱”读书，是因为缺乏效率观念，只是信马由缰，读一上午有时连一行笔记都不做。乱读间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远来是客，忘记了这个异国的大学图书馆有一天对自己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那恶果是到今天写论文时，经常一下想起一条资料来，头脑中马上反映出记载这资料的书大概在那个大图书馆的第几层楼第几个书架的哪一个位置上，可头脑中原本伸手可及的那本书，此刻就是踩着梯子拿着竹竿也已经够不着了。
书归正传。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对津田左右吉产生了兴趣，开始光顾书库中一本本津田写的和写津田的书来。于是某一天，我在书库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几本书，和津田左右吉有了一次意外的接触。那些书用日文的假名写着津田的名字，满是灰尘地立在那里，很明显长时间没人翻动过。打开来看，我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全书通篇假名，没一个汉字。只用日文平假名和片假名书写的文件此前我也读到过。比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文电报文档。难读是难读，但那些文件和一本书比起来毕竟很短，咬咬牙也就读下去了。正如一条河再宽总看得见彼岸，憋上一口气总有游过去的希望。可如果是一望无际的海，望一眼后你就只有放下书来兴叹的分儿了。津田的书怎么印成这个样子？下一次上课时免不了就此向日本教授请教，于是知道了日本语发展史上有过一段颇想废除汉字的历史。
原来明治维新后有一个阶段，日本人也像我们近现代一样，开始拼命寻找自己为什么比西洋落后的原因。有些人像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写的那样，把目光放到洋人吃什么、喝什么上面，还有人则把目光放到了语言上。汉字的命运在日本由是进入了前途多舛的历史时期。日本人对汉字文化产生怀疑，说来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时代。在德川时代，西洋的文化借助荷兰人经由长崎进入日本，称为“兰学”。兰学家们发现，与荷兰语相比，汉字实在过于复杂。复杂归复杂，他们翻译兰学著作时还是不能不使用汉字。受西洋传教士的影响，幕府末期的一八六六年，日本邮政事业的创始人前岛密提交过“汉字御废止之议”，要求废除汉字。明治维新后主张废除汉字的人慢慢多起来，在明治初期就成了点气候。一八八三年，主张只用假名的势力聚合到日本皇族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之下，成立了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任会长的“假名会”。“假名会”有五千名会员，出版《假名向导》杂志，还编撰了只用假名的字典。及至甲午一战，打败了大清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一下子上来了。说来日本假名之“名”者，字也。假名即假字，本与“真字”的汉字相对称，是古代日本人从汉字中发展出来的表音文字。但此时此刻，日本祖宗发明的假名却一跃成了至宝。回头再看一行行文字中，嵌于假名中那些战败者的祖先发明的汉字反而成了落后的、极不科学、极不合理的东西，成了很多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一场净化日本语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来，津田左右吉的那几本书，一如红卫兵的小报，是运动中的产物。
在聪明一些的日本人看来，“假名革命”是不彻底的，属于想变法却还留着传统尾巴的那种。这些人们经过计算，发现西洋字母只有二十六个，而日本的假名却有五十之多。他们觉得已经多出的二十几个假名再加上笔画繁复的汉字，日本语当然只能是笨重之极的语言。使用如此笨重语言的日本人，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洋？“汉与洋同，皆为他邦”，既然汉字和西洋罗马字都是外来文字，而前者繁杂，后者简易，何妨去繁就简，干脆使用罗马字，把汉字和日语假名统统废掉。这意见最初由土佐的南部义筹提出，马上得到著名知识人西周、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等的呼应。一八八四年，主修哲学的外山正一和矢田部良吉等组成“罗马字会”，推行罗马字标识的日本语。这场运动不温不火地持续了很久，连在地球物理学和度量衡统一方面贡献极大的田中馆爱橘和弟子田丸卓郎也投身于普及罗马字日语的事业中。一九二八年一月，日本罗马字社出版了《ROMAZI NO NIPPON》创刊号。只用假名的出版物，已经让大多数日本人头疼不已，全是罗马字的日语出版物，读起来大概更佶屈聱牙。在日本前后近十年，我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还没有体验过阅读全是由罗马字标识的日语出版物这份“幸福”。其流传不广，可想而知。
但是，汉字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每个字都有音、形、义，不仅词义丰富，而且表达精练，书写优美。并且每个汉字都可以独立使用，同音字也可以借助字型加以区别。没有汉字的日本语，假名多，占了不少纸面，造成浪费，表意上也损失了准确性，更少了东方文字特有的那分神韵。这场运动的结局不用细表。今天岩波书店重印津田左右吉的书时，不得不重新加进了“笨重”的汉字，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场运动下来，并非毫无斩获，日本语自身最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书写方面，传统上本是和老中国一样是由上到下，由右到左，这一番运动之后，由左而右的横向书写也出现了（当然，中国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另一个斩获是汉字的简化。明治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本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但同时认为完全废除为时尚早，所以应当从常用汉字中精选一部分用于教学中。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文献《文字之教》。从以福泽谕吉的《文字之教》为基础作成的《“文字之教”新出汉字表》到邮便报知新闻社发行的《三千字字引》（一八八八年），再到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教授用汉字的规定》（一九○一年）和临时国语调查委员会颁布的《常用汉字表》（一九○四年），一直到国语审定会审定的《标准汉字表》，后来日本政府的汉字教育走的基本是福泽的路数。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国语审议会推出了《当用汉字表》，汉字被简化、使用的数量被减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常用汉字表》就是这一路线延伸到今天的产物。
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开始尝试向美国说“NO”，亚洲的小龙们纷纷起飞，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的加速时期——东亚形势一片看好。日本经济学家们开始热心地讨论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理论”。日本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开始重视韦伯的著作，关注起儒教伦理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当口汉字同样成了重新审视的话题。一九八六年五月，日本召开了“汉字文化的历史与未来——在信息化社会中创造汉字新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具有象征性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既有发明汉字的中国人，也有曾经使用过汉字的越南人和韩国人。在我看来，这个八十年代的“汉字文化圈”成了关键词的国际研讨盛会，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东京召开，同样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说汉字的历史》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这次国际讨论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