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贸易与发展的双刃剑
作者：崔勇列
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后果和面貌也大为迥异。目前，可以说只有日本和韩国全面实现了工业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或是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如中国），或者由于经济结构变迁的进程中呈现的各种因素而导致工业化停滞（如东盟国家)，或者由于地缘性质而出现超越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如香港地区或新加坡的金融中枢化和贸易中心化)。其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中国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却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拥有众多工业技术人员和崇尚工业化的社会意识；依旧存续的农业社会保证了大量的便宜劳动力；社会观念和法律体系方面的相对约束软化下导致对制造业(及其负面后果，如劳资对立关系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宽容。这些特色使中国成为外包的最佳场所。在美国讨论“贸易利益”和外包问题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中国。
美国经济评论家特德·费雪曼即将出版《合股公司中国：一个工业超级力量如何挑战美国与世界》（我在网上读了这本书），费雪曼在书中几乎是以敬畏的口吻谈到最近中国的经济局面以及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广泛深刻影响。费雪曼指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12%是供给沃尔玛的，沃尔玛从中国的采购占其采购总额的近70%，而美国零售总额中沃尔玛则占几乎四分之一。用夸大得不多的话来说，中国是美国的大工厂，中国决定美国零售物价水平。中国让沃尔玛保持零售市场最低的商品价格。但便宜的中国产品大量进口导致美国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中国让美国民众享受免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生活，中国对石油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又提高了对美国钻探机械设备的需求。中国是威胁，又是朋友。费雪曼特别推崇中国劳工，这些劳工都异常勤奋而且聪明，尤其是他们的“自我节制”的品格，服从管理，顺服纪律。他以“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以来对劳工的政治灌输和纪律训练”来解释这种世界上罕见的劳工队伍。中国打破了在经济增长中由“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知识技术密集”这样一个要素密集度“转移提升”的规律，使世界制造业从资本密集型再“退回”到劳动密集型形态。当然，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许多非洲国家甚至亚洲国家的工资水平都低于中国，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样劳动意愿充沛，普遍受过初等教育，温驯而自我节律，聪明且善于学习生产技巧的庞大劳工人口。当然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稳定的政治秩序，几乎没有工会力量，崇尚企业家的社会风土，全面向经济增长倾斜的国家政策，以及迅速完善的基础设施等等。费雪曼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毛泽东鼓励生育的政策保证了中国今日的经济增长享有充分的劳动力资源。若中国过早推行节育政策，其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可能不足以支撑今日的增长局面，劳动力也很可能缺乏这种局面所必需的品质。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可能受另外一种规律支配的“特殊国家”。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理论好像都无法完满解释“中国现象”。在现成经济学理论看来中国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矛盾的和令人不解的：中国居然可以在完全农业化的社会里强行种植庞大的重工业体系，而且这个重工业体系居然可以完全不遵循诸如市场开发、价格制订、生产过程最佳化和生产率提升、劳动力自由雇佣等市场企业定律；中国居然可以在发展重工业化时却完全保留农村传统村社结构，并将其完全封闭化，长期维持一个对比鲜明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中国的最初资本积累居然可以只通过10%左右的城市人口的储蓄来完成；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然长期盘亘在沿海东部地带，在严重缺乏地区传播效应的情况下顺利进展；中国农村地带居然在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增长波及，没有机会完成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仍可以保持基本的农产品供应，而且还可以向城市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居然没有明显的带动或领导型产业部门，居然可以在“要素密集退化”的条件下保持高度的产出能力，居然可以保持多种要素密集型产业部门不分伯仲，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居然可以在保持“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其假设是工资水平等于劳动者最低生活费用)大大提高居民收入水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谓宏观调节居然可以行政手段来执行，宏观货币(利息和货币发行量的调节等)和财政(政府财政支出，政府采购，债券发行，税赋和税率等)调节杠杆居然可以不起主导作用；中国的蓬勃高速经济增长和积弱不振的股市居然可以安然并存。当然，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可能越来越具有国际经济通常的功能运作特征，也越来越可以用通用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这种情况似乎现在就开始发生了。美国现在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章节中主要的范例。即使是十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还把中国经济打入“封闭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另册。费雪曼的书证明美国已经越来越严肃地意识到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世界性和历史性含义。但事实是，中国是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来取得世界最佳外包场所地位的。这种与众不同之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清楚地阐释。
中国被公认为是贸易利益和福利的大享受者，不仅在贸易顺差等可测度内容和不可测度的社会福利内容方面，中国都是大赢家。费雪曼指出上海和其他几个中国大城市的生活水准已经和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非常接近。这种生活水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贸易带来的“利益”或“福利”，只是很难具体计算，也很难简单归类。但是，中国会永远享有这些“利益”或“福利”，而美国会永远遭受“负利益”或“负福利”吗？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贸易过程中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要素会取得最大报酬，在报酬和成本相等后，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密集度成为贸易中的主导光谱。而在生产要素密集度光谱变换过程中会出现所有生产要素报酬均非最大化的低峰期。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形会发生在中国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按照“一般规律”这种情形一定会发生，但是按照中国从不遵循一般规律的特点，这种情形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中国几乎有无穷尽的劳动力供应，这使得中国经济今后长时期都会固定附着在劳动密集型形态之上，很难实现要素密集度光谱的转换，也很难实现经济结构的“向上型”转换。这大概也是中国经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带动部门模糊不清，各类要素密集度产业齐头并进局面的原因。因为任何技术进步引发的生产要素密集度转型的诱因，都会被中国永远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动要素极度充沛的事实无情地瓦解（中国的劳动力总数七倍于美国，十二倍于日本）。如果劳动力要素非常容易被产业部门采用，资本知识技术的开发和大规模深度培训以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动力就无法凝聚。具有压倒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形态，使得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以致造成产业结构的转换刚性。而中国的劳动力形态和劳动力结构意味着必将有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长期接受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收入。庞大低薪蓝领劳动者阶层的长期存在，也会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应该认识到，这些可能是今天耀眼的“贸易利益”或“福利”光环下明天必须承受的“负利益”或“负福利”之一。我们不能不严肃思考，中国的经济结构就这样一直“劳动要素密集”下去吗？即使劳动要素的供给和需求条件及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发动起必要的资本要素和知识技术要素的革新，以大幅提高这些要素的供给吗？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完满而顺畅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提升吗？
通过这样的思索，我们看到了贸易和发展之潮的奇异轮回，它们就像不定的潮汐，看似退去，瞬间却以更凶猛的巨浪冲向岸边，让喜不自胜者猝不及防。它们又似一把锋利而神奇的双刃剑，砍向他人却又弹回来砍到自己，躲过这一面的刀刃却躲不过另一面。我们能做的，就是估算这把剑造何时以何种力量砍到自己。
二○○四年十一月写于旧金山郊区肯特菲尔德镇，完稿于夏威夷卡瓦夷岛
（Ted C. Fishman, China, Inc.: How the Industrial Superpower Chanllenges America and the World， Scribner 2006; Ralph Gomory, William Baumol,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al Interest, The MIT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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