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贸易与发展的双刃剑

作者：崔勇列

　　伊利诺斯州有一个“北京”市(Peking)，人口约三万六千人。这里高中所有球队曾经一律命名为具有蔑意的“中国佬队”(Chink，或译为“清客”队)。这个名称沿用了一百多年。直到一九九一年芝加哥华人社区抗议后改称“龙队”。这个“北京”和另一个北京恰好在地球的两端，是全美的织袜之都，很多家庭连续数代都在织袜厂工作。现在由于大量袜厂都纷纷到中国去生产，或干脆进口中国袜子，许多织袜工人失业。恰好，这个“北京”地区盛产玉米，又是美国第二大酒精产地。在来自中国的巨大酒精需求下，失业工人又纷纷进入酒精厂谋职。黑了东方有西方，“北京”这个名字给了他们救命稻草，此地人颇感幸运。可是美国那么多没有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方却没有如此好运。离此地不过两小时车程的芝加哥(以及迈阿密)的医师们通过电脑将X光片发送到印度孟买，印度的医师们再将读解分析的结果发回来。这两个城市约一半左右的X光片都是这样由印度专家读解，而且越来越多美国其他城市也会步其后尘。即使这些城市改称“加尔各答”或“新德里”，恐怕还是救济不了城市里的X光读片专家。
　　“外包”(outsourcing或者offshore，也可称为“委外”)如果不是美国当前最重要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议题。所谓“外包”是指美国厂商将产品生产过程和劳务服务过程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境外他国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最近才有，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不错，这是西屋(Westinghouse)电视机，但是在日本生产”的说法。但在那时外包只是局限于个别部门的零星现象，而现在却变得非常普遍，几乎遍及美国所有制造业的所有厂家，也涉及到众多的美国高科技研发和服务业部门。
　　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估算，外包“威胁”到一千五百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七分之一的美国总就业人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有一个更具体的统计，自二○○一年经济陷入衰退以来美国减少了二百七十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流到国外。而这些流失的工作岗位是“不可再造”的。外包形式改变了许多常规的经济现象：不仅产品生产过程，而且服务和劳务提供过程也可以转移至境外；外包生产的产品大多重新进口，但通过外包而获得的服务和劳务则无法计算到进出口总额中；外包包括境外直接投资设厂，厂商(制造商)放弃生产转而进口商品，直接订货，来样加工，补充加工等多种形式，因此也涵括了进口和直接对外投资的领域。外包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生产方式；产品生产和劳务服务的提供与产品和服务消费之间在地理上甚至国家间的间隔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的标准模式。外包所涉及到的国家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两国：制造业外包到中国，服务业和劳务外包到印度。外包现象促使美国社会重新思考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定位。它不仅在美国引起新的一轮产业和贸易保护主义之潮，而且也引发新的政治现象：美国左右两翼围绕这个议题而形成的政治阵势和版图日益明显，主张国际多边合作的自由派阵线正成为经济领域中的孤立主义力量。
　　似乎是日本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产业空洞化”或“产业空心化”的观点。不过“产业空洞化”或“产业空心化”实际上是指制造业部门转至海外生产，并不包含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转移。外包是一个需要经济学家来解释的全新经济现象。可是经济学家能成功地解释这个现象并提供相应的“药方”吗？
　　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外包不外是由生产要素在国际之间的流动所引起的。早先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假设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其实在古典经济学中，这一类让后来经济学家不能自圆其说而汗颜的理论缺角很多，不得不由后人缝缝补补。为了修正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僵性假说，不得不发展出国际经济学，假设生产要素也能够在国际间流动；为了冲破价格——厂商机制过于完美却单薄的均衡梦境，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为了注活经济活动静态背景的呆板，出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为了弥补劳动力有限供给假设的不足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在资本积累领域中的无效，经济发展理论又大当其道。现在的经济学才真的像一个“百衲被”。这些后来以修正主义姿态出现的新理论在经济学崇尚方法论革新的机制下成为新的经典。但现在的问题是，外包问题不能仅仅国际经济学一家说了算，它还要经过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理论，以及政治学和社会理论“一一过目”。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用亚当·斯密的绝对贸易利益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相对)贸易利益说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按照斯密的解释，所有国家可以按照其自然禀赋优势而取得贸易利益。李嘉图则认为任何没有绝对禀赋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斯密学说显然忽略了一点：有些国家没有任何禀赋优势，没有足以称道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人口稀少且缺乏高质的劳动力，缺乏生产部门传统技术优势，它们如何参加贸易游戏？李嘉图利用比较利益理论的复杂对应演算，试图突破这个瓶颈。比较贸易利益理论实际上不是由于它的真确性或实用性，而是以其复杂演算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逻辑悖性来长留史册的。萨缪尔森曾说李嘉图的比较贸易利益学说是经济学史上最艰涩最难以悟通的理论。用比较贸易利益理论来解释“外包”现象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障碍是，某比较贸易利益获得国的“利益”涵义如何评价和界定，贸易本身的狭义利益和作为国民整体的广义福利之间如何分界和区隔。一国必须放弃某些绝对贸易利益才能换取比较贸易利益，而比较贸易利益在总体上比放弃的绝对贸易利益更大更广泛。问题是，这些贸易利益，往往是隐形或变形的，甚至超出纯粹贸易领域之外而涉及到国民和社会福利状态，而这种福利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以经济学的标度去计量。譬如，美国民众因此而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和劳务，得以较低支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得以大大节省生产成本，压低价格，具备更有利的竞争地位；美国的持股人可以享受更多的收益回报，美国的资源得到保存，环境得以净化等等。而这些因贸易而取得的隐形“福利”很难以国际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也很难以具体统计手段将其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量。因此，现代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必须采用一种迂回方式去推量贸易利益的幅度，即生产机会成本水平的变动。它的假设是：一国为取得比较贸易利益而必然放弃或缩减某一生产部门，而每一递增的放弃或缩减的生产单位和每一递增的进口商品数量之间的比率会出现变动。这表现为进口商品总额与国内工业产值总额和总就业人数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国内工业总产值和总就业人数的增长率超过进口增长率，就说明为某一递进单位的进口商品只需放弃缩减更小单位的国内生产部门。反之，如果国内工业进口增长率超过国内工业生产和总就业人数增长率，便意味着为了换取某一递进单位的进口商品必须放弃或缩减更多单位的国内生产部门。在后一种情形下，该国仍然享有绝对贸易利益和比较贸易利益，但是却也遭受越来越大的“负经济利益”或“负福利”。最近二十年来美国的进口增长率远远超过其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这个享有世界上最大绝对和比较贸易利益的国家也遭受世界最大的总体经济“负福利”。
　　国际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却往往为人忽视的假设前提是，一个国家永远不会像关心本国利益一样关心他国的利益(这和微观经济学中供给一方必须关心需求一方利益的前提大异其趣)，因此所谓绝对或比较贸易利益的考察必然带有这种限定。即使“本国”获得了贸易利益，只要他国的贸易利益大于自身的贸易利益，“本国”也会被认定获得的是“负利益”。而且，往往是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最容易做出这种判断。因此，为了公正地评判贸易利益的均质性和无差别性，还必须以经济发展理论来考察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即同时判断贸易中较落后一方或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并把它归纳为总体贸易利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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