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槟榔与咖啡
作者：王铭铭
在书中同段文字里，周去非还提到，那时民间传说槟榔有助健康，但他自己怀疑此说，他询诸医家，医家也支持他的质疑。而到了明代，槟榔却已被纳入《本草纲目》。李时珍说，“岭南人以槟榔代茶御瘴”，并相信槟榔有种种功效，如“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饥能使之饱”。李时珍对此所加怀疑甚少。其他医术也将槟榔当成中药的一味，名叫“大腹皮”，据说能驱虫、健胃、去瘴、止痢。
台湾有关槟榔的汉字文献记载，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在知府蒋毓英所修的《台湾府志》中出现。从清代开始，台湾人嚼食槟榔的风气，渐渐有了比较集中的描述。这种风气究竟是从古代东南亚“槟榔文化圈”延伸出来的，还是清以后从闽南地区传入台湾的？也许两种可能都有。台湾的原住民，从语言与文化上，与大陆的华南地区的古越人一样，与东南亚各民族有诸多相同之处。二○○○年前，槟榔成为这个广阔地带的“流行食品”，此后，台湾“原住民”应当也有可能即已渐渐融入这一氛围之中了。在一些“原住民”中，槟榔在占卜及其他仪式中一直是有象征地位的。也许这一现象表明，槟榔的“台湾本土史”确是比较久远。然而，另外一种可能是，早已流行嚼食槟榔习俗的福建人，在移民台湾之后，将这种产品和与之相关的“消费文化”带进了台湾。于我看，促成台湾人嚼食槟榔之风气的，更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
那么，嚼食槟榔究竟怎么又成了一种“台湾人的独特习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两岸槟榔史的差异。
在过去几年间，福建、广东、海南、广西、湖南等南方地区，社会的“底层”又局部恢复了嚼食槟榔，但迄今华南地区不能说已形成了什么“风气”。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陆地区嚼食槟榔的风气式微？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台湾的同类风气的延续？历史不乏偶然因素，两岸槟榔消费方式构成的这种差异，自然也可能是历史的偶然造成的。不过，若是人们一定深究影响这一差异形成的历史背景，那么，有几个相关问题也便是值得考虑的。其一，最直接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当局的“槟榔政策”出台的政治经济背景是什么？对槟榔的流行是否起到决定作用？其次，大陆地区槟榔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什么原因？最后，我所谓的那一“文化圈”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否经历过一个“丧失槟榔文化”的过程？解答这些问题所需要做的研究，是我在这里无法进行的。不过，我能联想到人类学家西敏思（Sydney Mintz）在《品味食品，品味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并坚持引来以下一段：
对人来说，吃向来不是“纯生物学的”活动（不管“纯生物学的”意味着什么）。被吃的食物有它们的历史，其历史与那些吃它们的人的历史有关系；而那些被用来发现、加工、备料、上桌及食用的技艺，也有自己的历史，并且也有文化上的差异。食品从来都不只是简单被吃的；食品的消费总是受到意义体系的规定。
然而，究竟咖啡与槟榔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两样东西虽形象不同，但相互之间却有诸多共通之处。咖啡与槟榔一样，具有刺激和提神作用，也容易使上瘾的人在意识到会伤身体的情况下仍然放不下它们。这两类刺激和提神品，也都是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现的。它们的发现时间，大约都在两千年前，而它们的广泛传播，也都是大约在一千年前开始的。另外，在很大程度上，二者被品味的过程，同样都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及社会的过程。诚然，我拿它们来说事儿，除了考虑到它们的共同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发觉它们二者之间经历的“近代史”是不同的。
咖啡先在非洲发现，到了十一世纪初期，与糖一样，经过阿拉伯人先传到埃及等地。到了十六世纪才传入欧洲，并与巧克力、茶叶一道，成了欧洲中心的“世界史”的“三位一体”风景线。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咖啡深受欧洲王室、贵族、名士、艺人的青睐，到十八世纪以后，伴随糖进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至今，一直没有脱离欧人的日常生活。咖啡作为奢侈品，起初仅有王室能享用。渐渐地，以风雅自居的文人汇集在时常由贵妇人出面召集的沙龙中。到十八世纪，咖啡大量从殖民地输入欧洲，即使是劳累过度的工人也能用它来提神。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税收已大大依赖于诸如茶、咖啡、巧克力及糖（Sydney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1986)。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人喝咖啡的时间多了，对于那些资本家来说，也并非是好事。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些工厂曾出台严格的工作时间规定，将上菜馆、酒吧、咖啡吧的时间，排斥在“服务时间”之外，认定这些行为不符合工厂的生产理性（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尽管咖啡在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获得了一种双重意义，但其世界性传播，似乎遵循的是它的早期欧化史的符号规则。咖啡这种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饮料，渐渐地成为在东方人看来属于西方的象征。它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由荷兰商人引进日本，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经过通译与游人传到日本社会中，到明治时代得到了普及，成为文人墨客社交时常用的饮料。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咖啡也逐步传入大陆和台湾，到二十世纪后期，成为人们标志趣味和身份的符号。
总之，咖啡是从非洲传到中东再传到欧洲，经“欧化”后才渗透到东方的。从同样宏观的历史视野看，槟榔与咖啡不同，它在近代史中的命运，似乎是江河日下，从古代被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广阔地带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渐渐局限在已被咖啡占据的“土著社会”中。在这些仍然嚼食槟榔的社会中，台湾也许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个案，其他地区——甚至连槟榔的原产地东南亚——槟榔与咖啡的力量相比，真可以说是鸡蛋比石头；无怪乎不少台湾人认定有理由将嚼食槟榔与台湾人的本土文化认同等同起来看待。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品味槟榔，品味咖啡，自由都属于个人。然而，也就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中，我们各自在有意或无意中也选择了历史，选择了表达历史归属的方式——这正是我从嚼食那颗槟榔与持续喝咖啡中得到的一点体会。我几乎也敢相信，这一点小小的体会，对于理解英美人与欧陆人品味咖啡的方式差异，也很可能是有意义的。此外，关于咖啡，我们不能忘记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中的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篇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乌干达与美国的关系，如一篇报纸综述所言：
……《纽约时报》曾讽刺美国每年向乌干达采购两亿美元咖啡豆，无异于资助阿明。俄亥俄州众议员唐纳彼斯向众议院提出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停止进口乌干达咖啡，迫使阿明下台。一九七八年二月美国国会就乌干达局势举行听证会，七月通过抵制乌干达咖啡豆的法案。美国禁令大大削弱阿明的经济来源。其军队士气受挫。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好大喜功的阿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反而还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发动了对邻国坦桑尼亚的战争，企图以此来转移国民视线。
一九七九年，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在坦桑尼亚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阿明政权。坦桑尼亚出兵乌干达，阿明被迫下台。阿明下台后，美国取消了禁运令。对一代“强人”阿明而言，成也咖啡败也咖啡。美国政客就靠咖啡，不花一颗子弹搞垮阿明政权，为咖啡史增添一页传奇……(《广州日报》，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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