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槟榔与咖啡
作者：王铭铭
具体什么原因导致了英美人与欧陆人之间存在的区别？我不了解具体答案，只感到围绕喝咖啡，种族相同的人之间已形成了的莫名的差异，这实在饶有兴味。我猜想，这可能与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怀有的不同心境有关。
文化心态之别，不仅能解释咖啡的消费方式，也许又能解释其他的事项——比如嚼食槟榔之俗。
槟榔，我迄今为止仅嚼过一粒，并从此发誓再也不嚼了。一九九五年六月到九月，我去台湾做实地考察。有位较我小点儿的台湾朋友陪我到处走走。那时他是英国某大学登记在册的博士生，不过大量时间都住在台湾，在一家学术机构兼职。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嚼槟榔。槟榔这种东西，皮微绿，有点像翡翠，它是槟榔树上长的果子。嚼它前，槟榔都已经过制作。制作方法大致是在它中间剖切开，放进一点石灰之属，使它嚼起来产生化学反应，据说这样便能生津解渴。在台湾的街市村庄路边，都有小小的槟榔销售点，它们规模极小，比巴黎卖报纸杂志的小亭子还小得多，前面是用玻璃隔着的，里面坐着槟榔妹，她们穿得很少，有的甚至是三点式。男人前去买，也瞧槟榔妹一眼，而买来的槟榔，都用一种像香烟盒那么大的盒子装着，一般这种盒子，也印刷着性感女性的图片。槟榔与女性肉体的局部暴露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只好猜了。而嚼槟榔被某些台湾人认定为某种“低俗”的生活方式。槟榔被嚼后，与唾沫结合，化成一种红色渣子，不能吞下去，因为有害。在台湾的街道和村庄，地上往往有些红色的污染物，它们便是从人嘴里吐出的槟榔渣子。有台湾朋友跟我说，因为嚼槟榔是“低俗”的行为，所以那些年里这种行为变成了某种时尚。
陪我的那位，开着一辆吉普车，一边与我聊天，一边嚼槟榔。有一次，看着他嘴巴露出的红色渣子，我恶心，于是不禁说道：“槟榔这种东西看起来满怪的，有什么好嚼的？”他立刻逼着我也嚼一粒，说：“这种东西特别好，我每天不嚼，就没办法醒着。”
看来，对他来说，槟榔就像对我来说的咖啡一样，是解瘾提神的好东西。他说着说着，还谈到对我的评价：“人类学家应当是研究‘土俗文化’的，若是不能与当地人一样，那‘参与观察’便不可能。”
受到刺激，我接受了他赠与的一盒槟榔，拿出一颗来，嚼了嚼，顿觉苦涩难忍，吐了出来。后来虽知有了“槟榔人类学”之一说，我还是坚持不再嚼了。他饶了我。
这位朋友是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种“运动”听起来像是“农民运动”，但其推动和参加者，大凡都是知识分子。这些年，一些台湾知识分子对于台湾“土俗文化”极其热衷，人类学本来就研究“土俗文化”，因而我的同人中，鼓吹它的人也不少。据说，包括槟榔这种东西，台湾知识分子也十分崇尚。那位陪我的年轻学者，便是一个例子。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不嚼槟榔怎么能算得上台湾人！”听起来似乎台湾人的文化认同，乃是由槟榔这种植物缔造的。我怀疑他是开玩笑，看了他的表情，才知道他那么认真。我于是对槟榔产生了好奇心。
槟榔对于台湾人来说，的确是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有实在的证据表明，历史上台湾“原住民”与汉人确也有嚼槟榔的习惯，但是像现在这么流行槟榔，原因主要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当局曾将槟榔树当作经济作物大力推广过。至少到二○○四年八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槟榔有致癌作用之前，它在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应当还是至为关键的。
说嚼槟榔是台湾的“风俗”之一，这没什么错，但是，硬要说嚼槟榔是台湾“文化的独特表征”，因而值得“本土化运动积极分子”去推崇，那就难以让人接受了。原因十分简单，浏览有关资料，我发现历史上曾经存在一片生产和消费槟榔的广阔空间，我们不妨称之为“槟榔文化圈”。槟榔学名arecae catechu，中文槟榔为马来语Pinang之音译，梵语名则为Kugi-phalata,爪哇名Jambi，大致都指“从植物提炼的液体”。嚼食槟榔的历史很久远，大约在两千年前就开始了。古时候，存在嚼食槟榔文化习俗的国度，包括中国南部、印度、斯里兰卡、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范围大约与今日的“东盟”诸国重叠。在中国历史上，嚼食槟榔的历史，最迟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李后主曾在《一斛珠》中吟道：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
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裹残殷色可，杯深被香醪。
床斜娇无那，烂嚼红葺，笑向檀郎唾。
词中的“红葺”便是槟榔。嚼食槟榔的习惯，到底与古代艺人群体的“轻佻”有何干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首词中说到的“烂嚼红葺，笑向檀郎唾”，让我想起在台湾见到的情形。
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中国文献中有许多资料记载了槟榔。“槟榔”来自“宾郎”，指的是宴会贵客所用的珍品。为什么这种南方“土特产”会被古人当成珍品来宴客？我以为，这与槟榔曾是一种“舶来品”有密切关系。来自“异文化”的物产，被“本文化”当作高级“土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
宋宗室赵汝适曾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一二二五年）以散朝大夫提举福建市舶兼权泉州市舶。他乘职务之便，有机会看到一些海外地图，知道了东南亚各地的许多地名。查阅中国文献，他发现我们的文字对这些地方的记述极少。于是，他便“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舆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番产”，也就是说，对海外客商进行“采访”，让他们列出各自所来自的地区之名，描绘这些地区的风土人情、区划设置、山川与特产。最终，赵氏将这些资料翻译成“华言”（中文），汇集成《诸番志》一书。在书中，赵汝适用一整段的篇幅描述了槟榔：
槟榔产诸番国及海南四州，交趾亦有之。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春取之为软槟榔，俗号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食之可以下气。三佛齐取其汁为酒，商舶与贩，泉广税务岁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鸡心、大腹子多出麻逆。（杨博文：《诸番志校释》，中华书局一九九六年版）
也就是说，宋代时，中国人与海外交流频繁。槟榔这种供人们嚼食的“零食”，依季节不同，产出不同种类。那时，华南地区嚼食槟榔的风气已盛，故而朝廷每年都能从泉州和广州收得大笔“槟榔税”。关于这个风气，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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