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变革时代的英国宪政经验
作者：夏彦才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一八二六——一八七七）曾获得律师资格，长期担任《经济学家》主编直到辞世。一八六七年，他将陆续发表于一家期刊上的论及英国政制中内阁、君主、贵族院、平民院以及英国宪法的历史的系列宪政文章结集出版，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见的《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在英国，长久以来，皇室、政治家、法学家们一直咀嚼着此书的精义，普通读者一直对此书中随处可见的培根式的警句津津乐道。白芝浩的贡献使他在英国享有“最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称誉。自问世以来，这部著作在英语世界就发生了持续性影响。它的影响已经跨越了三个世纪，二○○一年《牛津世界经典丛书》仍在刊行此书。在美国，白芝浩《英国宪法》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其在英国的影响。
与布莱克斯顿和戴雪不一样的是，白芝浩并不是一位在严格规则体系中找到自足的规范主义者，而是一个独特的功能主义者。他论述的特点是：用一种简洁明快的语言（这种风格是《经济学家》在维多利亚时代争取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时所用的一贯风格）和一种几乎是随笔式的笔触，从政治传统、政治文化甚至政治心理的层面直面“一部活生生的宪法——一部处于实际运行和效力中的宪法”；他探讨的不是严格的英国宪法的实在规则，而是规则以外的处于实际运行状态的政治惯例。因而，在《英国宪法》一书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对实在宪法法律规则的解析，而是英国宪法在实际政治经验中的运行情况。在形式上的宪法规则和实际流动的惯例之间，白芝浩毫不含糊地倾向于着力探讨后者：“就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言，我从不相信所谓的不可改变的规则。”（21页）在白芝浩看来，文本上和书面上的英宪是一回事，英宪在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具体情形是另一回事。他说：
这方面（指英国宪法）积累起来的文献已汗牛充栋，但一个直面活生生的现实的观察者会对现实与书面描述之间的反差感到惊愕。他会在生活中看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他还会发现，许多书本理论中雅致的东西在粗陋的实践中根本找不到。（54页）
对于白芝浩的这种侧重点，戴雪在其《英宪精义》初版时尚不以为然。戴雪是奥斯丁的信徒，对于那些虽有拘束力但不能为法院所适用的惯例虽有论及，但认定这些东西不属于宪法性法律，因而只把它放在了《英宪精义》三大部分中最后一部分并在与宪法性法律的关联中加以论述。但到了一九一四年修订《英宪精义》时，面对其时业已成事实的英国政党机器的权力膨胀所造成的对英国政制的决定性影响，他才意识到白芝浩几十年前所敏锐观察到的英宪实在规则与其实际运行情况之间的巨大反差是他所不该忽视的。他开始在《英宪精义》的导论中大段引用白芝浩《英国宪法》中的文字。卢克林评论说，此时戴雪实际上已在试图回到白芝浩的立场上（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二○○三年版）。
从政治角度解析英国宪政，白芝浩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将英国政制分成两个部分，即“尊严的部分（the dignified part）”和“效率的部分（the efficient part）”。
白芝浩认为，历经数个世纪发展的英国宪政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除非将它分成“尊严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否则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它。“尊严的部分”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获得了权威和动力，而“效率的部分”是对这种权威的现代运用。前者是从悠久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它复杂而堂皇，古老而庄严；后者是具有现代性的，简单而有效。前者是英国政制的外观，后者是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因其拥有现代式的简单性所带来的力量而显得孔武有力；它的外观则因其拥有一个更堂皇的时代所显示的哥特式的庄严性而显得富丽堂皇。”（61页）白芝浩对英国政制中的这两部分并没有做精确的区分，大致上说，该政制中君主和贵族院属于“尊严的部分”，平民院和内阁属于“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严之首，内阁首相是效率之首。
上面说过，白芝浩是从政治传统、政治文化甚至政治心理的层面分析英国宪法的。这一点在他对英宪“尊严的部分”的解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一点是自边沁和奥斯丁以来，包括布莱克斯顿、密尔和戴雪等人所忽视的。“尊严的部分”是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准确地说，英国政制的某些古老的部分经过数个世纪的改造以后，其功能和地位已经发生质变，但又没有被该政制所抛弃，而是继续作为该政制的有机部分而发挥新的功能。比如说，英王从几个世纪前的主权者变成了现在的“虚君”，“如果两院全体一致向她发出一份她自己的死刑执行令的话，她也只好在该执行令上签字”，但是她依然是英国当代政制的一部分，行使着一些象征性权力如商量权、奖励权和警告权，并作为一种民族团结和统一的象征而从外观上维持着英国宪政的运行。“尊严的部分”是数个世纪政治文化积淀而成的，而不是通过立法“制造”出来的。它不是法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而且是一种政治心理或政治情感层面上的东西。对于那些政制中不包含这个因素的国家而言，这种东西是“一种神秘的崇敬之心”，这种崇敬之心使英国政制变得“甜蜜”，有时使英国人对皇家事务的反应“显得孩子气”，但是它却构成了地道英式君主制的基础。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英国政制中“效率的部分”是可以仿效的，但作为政治心理层面的“尊严的部分”是难以仿效的。而对于具备相同政治心理的民族而言，对英式政制的仿效只移植其“效率的部分”是不够的，而必须使其“尊严的部分”得到相应的安排。深得白芝浩此论精髓的美国人在二战后对日本政制的安排上刻意保留了日本民族政制中“尊严的部分”即天皇，看来不是偶然的。如果二战后的日本宪政安排不考虑到日本民族的这个“情感面”，现代日本政制是否具有如此稳定性是不难推知的。相反的情形在世界宪政史上也是有的，即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宪政实践。法国人想仿效英式议会民主制，但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的影响下去掉了君主，且议会权力没有受到相应的反制，结果是政局的长期动荡。直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在法国政制中加入了一个“半君主”式的东西，法国的政制才得以稳健运行。
对于英国政制中“效率的部分”，白芝浩是大为赞赏的。白芝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议会民主制的忠实信徒。他所论述的英国宪法是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间的宪法，即一八六七年英国第二次议会改革法出台之前的英国宪法。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尽管他是从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白芝浩并不看重改革法对于时代变化的决定性影响）解析英国宪法，尽管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英国政制的时代变化时他强调政治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家的引导作用，并对一八六七年改革法出台后“广为派发的选票”的实际效果表现得忧心忡忡，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明确地表现了对英国政制中最本质的东西即代议制民主的倾心。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平民院“最终权威”的强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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