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一九八七年，诗歌从县城出发

作者：毕晓华

　　我们那一批一九七○年左右出生的人，那批诗歌或者文学的热血青年似乎大部分都不再写作，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之中竟然出了几个光鲜的亿万缠身的大款，其余的都基本是能够温饱或者半饱的小资或无产者。“我们这一代老了。凋零了。萎缩了。烂了。从肉体到精神都萎靡不已，一身的赘肉，肥胖得要死。”一个当年的诗歌朋友感伤地说，感伤中又似乎在惋惜仿佛是时代的潮流把这一代人的写作热情创作冲动夺走了。我说，大概时代没有错误，时代不会把真正爱诗写诗的人冲走，而真正爱诗写诗的人可能未必能够写出真正的诗。诗歌似乎太高贵，而我们之中拥有足够写作才华的人似乎稀缺。我们可能只是一群赶了诗歌大集的群众，有点悲剧意味的文学青年，而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确实有一种要为文学而死的悲壮冲动：突然发现自己即使有时间，有精力，有热情，也什么都写不出来，硬写出来的又发现像狗屁，这种绝望与时代一点关系没有，这真是个致命的要命的否定。
　　二○○二年，我的昔日诗歌朋友，今日成功大款，忽然深情地怀旧了，他发起了一个占据《南方周末》两版的向诗歌告别的活动，他希望把当时—— 一九八七年所有从县城出发的小有名气的诗歌中学生们云集于南京。当然聚集不起来，除非大款为所有人掏路费，而且不再是令人厌烦失去耐心的闷蛋火车，而是诗意云端的轻盈飞行。我就是这样俗气，当时我回到了县城，拒绝乘坐拥挤得几乎爆炸的火车去南京，那时正是我国疯狂的旅游黄金周。我拒绝的理由是买不到卧铺火车票，而大款在电话里又变成那个动人的诗歌少年，他当时被大家认为有叶塞宁气质，富饶无比的叶塞宁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买站票啊，站一夜就到南京了。站着去？！除非我疯了。除非现在是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七年，所有第一次坐火车从县城出发奔赴远方的孩子们都有一种在火车的隆隆怒吼声中写一首抒情长诗的青春冲动。
　　后来，我意外遇见那张报纸，大款确实令人感动，他以富人的悠闲浪漫带领从县城出发的诗歌中年们怀了一次场面时尚的旧，县城的苦孩子们终于钻进了迷人的萨特的文学咖啡馆，青春的感伤既富饶且以集体谢幕的悲壮面目出现：隆重，漂亮，光鲜，天真，符合我们对自己一贯期待的大气。我给我的好朋友陆打了一个电话，请她看看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小小的可怜的青春记忆珍藏。我的陆朋友她还在写诗，她一直写，断断续续地写，似乎拒绝投稿。她说《诗刊》之类尽是狗屎。我现在偶尔阅读诗歌，不看我国的当代诗歌，地下诗歌，地上诗歌，或者网络诗歌或者穿衣服的诗歌，或者不穿衣服的诗歌。不是害怕遇见狗屎诗歌，而是不想费神去看陌生的诗歌，去判断。我偶尔看看博尔赫斯，因为他肯定不是狗屎，而且他的诗真好，以至于我又要哭起来了，因为他虽然写诗，是个伟大的人，可是他也有这样动人的寻常时刻：领到上面发的领导发的上级发的每人一包可怜兮兮的福利茶，劳保茶，阿根廷的马黛茶时，穷人的辛酸眼泪在伟大的博尔赫斯的眼眶里打转转。这多么符合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生存，我们的诗歌。
　　现在人们一说诗歌，或者与诗歌有关的事情，或者纯文学不纯文学，我就会很容易想起狗屎，或者狗屁。我当年的诗歌朋友们也很容易说出狗屎狗屁之类。这是一代诗歌赶集者对已经不纯正一向乌烟瘴气的“诗歌”发出的特有的愤怒的爱与恨，中学生的表达方式，或者说，一代人青春的残留与最后的燃烧。我喜欢这个热情的表达，游戏的表达，激情的不负责任的率真表达。我年轻的二十几岁的同事们似乎把诗歌与宜家与小资情调联系起来，要不感觉诗歌近乎张爱玲似的传奇，或者是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认为这大概算是个很大的进步。大众的漠然使诗歌又回到了它原有的位置，它一直坐在那里，坐在一把属于诗歌的椅子上，它既不害怕时代的强光，也不害怕世界的喧嚣，它既不凌驾于生活，也不曾因为传说中的陨落感到羞耻。诗歌寂静，朴素，它闪闪发亮，注视世界，也甘于封闭于时光，甘于不被这个喧哗的世界了解。甚至诗歌从未要求有一个耀眼的位置，星辰一直耀眼，每天都在发光，人们注视或者遗忘，然而永远无损于天空的伟大，天空将永远如此。而未来，而现在，将永远有人会挚爱诗歌，努力写出不狗屎不狗屁的诗歌。诗歌应该默默无闻，它只打动那些遇见它热爱它的人。也可以不用再写诗，停止写诗，有普希金，布罗斯基，帕斯，博尔赫斯，杜拉斯，纳博科夫之类已经足以让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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