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前辈
作者：黄灿然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里尔克这首《秋日》，已著名得不宜再引用了，但它是百读不厌的。夏日的“盛大”这种奇特感和陌生感，和“来回不安”这套语的拆散加跨行，跟《十四行集》是一脉相承的。这里的影响也耐人寻味，是相互式的，也即里尔克可能一早就影响了冯至，包括十四行诗体，而冯至后来译里尔克时，则反过来影响汉语的里尔克。最后一句的倒装，在《十四行集》里也一再出现，但似乎在里尔克那里表现得更迷人。像里尔克《爱的歌曲》一诗，我每次耐心地读，都只是为了中间那句倒装：“那里不再波动，如果你的深心波动。”
冯至的译诗，偶尔会有拗口的句子，例如《爱的歌曲》中，“啊，我多么愿意把它安放/在阴暗的任何一个遗忘处，/在一个生疏的寂静的地方”。但至少在我看来，这是可接受的，令读者觉得是忠于原著的。若是在别人的译作里，拗口会变成败笔。这种原谅，如果可称作原谅的话，是有基础的，也即译者的总体表现，尤其是他对文字的珍惜，使你认为这回他的判断也是准确的。并非巧合的是，在冯至的创作里，也见到这种例子。上面所引十四行诗中，便有“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读者同样不介意。
如果仅止于译诗，那么冯至对我的影响，将与穆旦和卞之琳一样，属于维持式的：穆旦除他本人的创作外，还把我引向普希金、丘特切夫、拜伦、奥登等；卞之琳除他本人的创作外，还把我引向奥登和莎士比亚等。穆旦作为一位不倦的诗歌翻译家，仍在鼓励着我；卞之琳对翻译和新诗格律的见解，我还经常要重温。但是，无论穆旦或卞之琳给我的教益，都仅止于诗歌。而冯至则把我引向诗歌以外更庞杂的脉络。
这就是作为批评家的冯至。一九八九年，我陷入生命的黑暗期。偶尔在书店买到一本旧版的《杜甫传》，主要是为了作者冯至。回家便一口气读完。在杜甫的苦难面前，我的绝望变成一种羞愧。《杜甫传》具有冯至一贯的文字风格，且做到“力求每句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不用个人的想像加以渲染。一般传记作者要做到这点，也并不难。但冯至塑造的苦难而伟大，或者说苦难铸就伟大的杜甫形象，却是只有他的文字和他倾注在杜甫身上的深刻了解与同情才能做到的。
《杜甫传》和后来若干关于杜甫的文章，尤其是《论杜诗和它的遭遇》，是我迄今所读关于杜甫的最好论著。同样地，《论歌德》一书和其他关于歌德的文章，也是我迄今所读中国人所写关于歌德的最好论著。就像跨行遇到空行一样，冯至对歌德的介绍，将不可避免地把我引向朱光潜译的《歌德谈话录》。这里，又像跨行遇到空行那么自然又意外，杜甫与歌德在我的阅读中相逢了。那是在一九九八年，我又一次读了《杜甫传》，几乎在同时，我读《歌德谈话录》。以前读歌德是读诗，这回读歌德是读人生、世界、自然、艺术和它们彼此的关系。并非巧合的是，这一年我在创作和其他方面，都发生了一次多重的转变。
冯至的批评文章，成为他诗歌生命的另一次延伸：没有诗人冯至作底，他对这两位大诗人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没有诗人冯至作底，他也不可能有如此透彻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洞察力。他的批评的分量，不仅在于他写了什么，而且在于他怎么写。这怎么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从十四行集开始建立起来的雕塑般的语言，在批评中发扬光大，使他成为独树一帜的文体家；二是他写的，都是他经年累月阅读、思考、重温的，几乎是一生的积累，而不是读了就写写了就忘的书评式争辩式文章。一生累积下来，就变成一系列。而他作为一位未来式前辈的意义也在于此：就杜甫和歌德而言，由于他们是绵延式的诗人，可供一生消化，所以每逢我重读或新读他们，冯至的文章便有了重温的必要和新意。我可以抛下穆旦和卞之琳去研读他们介绍的诗人，但我仍要时时透过冯至来研读杜甫和歌德，这就是维持式影响与未来式影响的区别所在。加上他文字本身的磁力，所以每次读他的文章，一读便是一系列。这种磁力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文章具有一种延伸性，包含不同的角度、层次和重点。
从更大的脉络看，中国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没有一位像冯至与杜甫的关系这样不可分割（通过他的影响和他所受的影响）；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没有一位像冯至与德国文学的关系这样紧密（同样是通过他的影响和他所受的影响）。值得一提的，中国读者对荷尔德林的热情，也是由冯至八十年代初在《世界文学》发表的纪念荷尔德林的文章《涅卡河畔》催生的。
以一位非亲非故的后辈的身份，尤其是以第一人称写这样一篇纪念前辈的文章，如果我引起读者隐约的难堪，我得立即补充说，我自己加倍地不安。但我希望这个我，也能获取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也即一个谁都可以是的后辈，这个后辈如何看一位前辈，以及一位前辈如何为后辈树立榜样。必须指出，冯至是留下遗憾的，一是他没有坚持写诗并越写越好，二是他曾伤害过别人（据他女儿说，他自己因此而受了“诗人的内伤”）。前者并非只是冯至和他那一代人的障碍，而是中国新诗整个世纪的宿命，他们都未能做到直接以诗创作本身技巧、题材的多样性和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建立对后辈的未来式影响，而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似的一个个枯竭；后者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只能作为后辈的反面教材，也使我这篇致敬的文章，蒙上一抹阴影。
作为一个未敢偷懒也未敢自满的诗人，一个也做翻译和批评的写作者，我心目中的楷模早已不限于、也不应只限于冯至，但是，如果没有冯至这样的前辈，我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或眼界和修养大幅度缺损的写作者。冯至这样的作家给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后来的楷模不可或缺的部分，应该说，本来就是一个楷模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且依然是发光的部分。
二○○五年九月，冯至百年诞辰之际
附注：文中所引十四行诗，系据一九四九年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其标点附号与后来的版本略有不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