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五柳读书记

作者:料峭子




  我也喜欢读书,但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我以启发,它的讲法值得我去读,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能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地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
  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一次我在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图书馆(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看到一本书,题为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Unamuno(乌纳穆诺)是二十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西班牙最古老的Salamanca大学校长,佛朗哥专政时期惨死在法西斯集中营中。他大概是受到吉诃德的影响吧,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惟有王浩认为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 of mind一定要through glory才能得到。”我想,一位老先生,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 of 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得到peace of mind,否则不会心灵恬静。
  及至后来我又读到Unamuno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并不如《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书中所给我的印象。他实际上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这里不可能有逻辑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于文学的寓言。我的兴趣是要猜一个谜语,但那仿佛并没有谜底,Unamuno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变,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
  一九四○年夏,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傅雷先生译A. Maurois(莫罗阿)的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如他把Donne(多恩)的诗句I’ll undo the world by dying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violon plaintif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作者Maurois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Strachey和Ludwig都不如Maurois那么灵心善感。《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但Maurois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像的那样脸谱化。
  后来我又找到Maurois的成名作Ariel,即《雪莱传》。雪莱一生都在挨骂,学校开除了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私奔,名声扫地,三十二岁就早早故去。可是Maurois用他一贯的温情,把雪莱比作莎翁《暴风雨》中的天使Ariel。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并介绍给许多同学,化学系的章惊叹道:“Maurois真是个轻愁的天才!”友人物理系的王景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把受Maurois的影响写进了自我批判。由于Maurois是英国通,所以一战、二战中担任了法国的对英联络员。二战结束时他访问美国,在大西洋上看到美国舰队演习的耀武扬威,感叹道:“有这样威武雄壮的海军,真是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障。”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后我不禁惋惜道:“Maunois已经成了法国的林语堂了!”(在当时人看来,林语堂不过是“骗美国人钱”,所以评价不高。)
  不久,我又邂逅了另一位更加引我入胜的作家,白俄D. 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他的思想再次为我开辟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读他的第一部作品《诸神复活》是他三部曲的第一部,书名亦作《达·芬奇传》。译者郑超麟先生是元老级的托派,解放前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解放后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前后数十年始终不肯低头忏悔。郑超麟先生学识丰富,译笔亦佳,惟独遇意大利人名最后一个音节-tti时,总译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点别扭。我自己喜欢遐想,对历史做一些可能的假设考问自己,并且喜欢追索书中的微言大义之所在。梅氏此书虽系为至圣达·芬奇做传,但似乎有意在预示一个第三帝国的诞生。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它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古代的异教诸神又复活了,但它以光荣与骄傲背叛了基督教帝国,终于也会引致灭亡。于是,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和十字架结合为一。然则这个帝国又是谁呢?我当时以为最能够担当此任的,恐怕非苏联莫属,而走在前列的欧美列强已经被物欲腐化了,不足担此重任。但是,这种半预言、半神话的期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庸俗唯物论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而兵不血刃地破产了。
  理想和金钱的角逐究竟谁胜谁负还难预言,而对历史做任何预言大概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多作家都喜欢写神秘的作品,同样也很吸引我。比如Unamuno有一篇小说《沉默的谷》,说有个地方非常奇怪,很多人进去看,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再比如爱伦·坡、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写出了像《父与子》、《罗亭》、《前夜》,可是也写过许多篇神秘的小说,如Clara Militch(《克拉拉·米利奇》)。我想,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的。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宗教就是真实,它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有人简单推论说:“谁看见过上帝?谁摸过上帝?谁也没见过、没摸过,所以上帝就不存在。”这种推理方式成立吗?是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存在?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空气存在;我们看得见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就是看不见。”因为上帝everywhere and nowhere(上帝无所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种存在。Spinoza(斯宾诺莎)也讲上帝的存在,而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爱因斯坦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但我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所以这就看如何理解了。如果说上帝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根棍子,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种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上帝就是大自然的奥秘,那完全有可能存在。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友Horatio(霍拉旭)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可怜的哲学所能想像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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