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德国哲学家法依兴格尔
作者：高山杉
法依兴格尔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德国南部符腾堡公国的内伦（Nehren）。他的父亲是牧师，写过不少神学著作，其中一本专门评破施特劳斯的圣经批评学名著《耶稣传》。他的外曾祖父（姓Haug）在席勒家做过塾师，外祖父还是席勒的诗友。法依兴格尔十二岁时，离家进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的文法学校（开普勒、谢林的母校），随一位叫绍尔（Saur）的教师读书。绍尔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学人，曾跟随当时图宾根大学（施瓦本地区最古老的大学）梵语学名家冯·罗特（Rodolph von Roth）学梵文，读过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在课堂上，他从《新约全书》和梵文史诗里找出相似的故事，具体演示比较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使学生眼界大开。有了这种经验，再加上当时图宾根一带流行的《圣经》批评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法依兴格尔的思想逐渐远离了祖习的宗教和圣书。
一八七○年秋，法依兴格尔入图宾根大学，在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鲍尔和施特劳斯曾经读过书的神学专修院注册为住宿生。苦读两年后，他因一篇哲学论文获得奖金，感觉哲学和自然科学更适合自己，于是搬出神学院改学哲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赢得胜利，政治经济获得发展，民族自信心得到提高，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思想界里逐渐兴起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等“科学世界观”思潮。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兴起发皇的时代，德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偏偏还带着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利于这种“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到了法依兴格尔上大学时，情况完全改变，哲学教授们多是带一些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兼治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这样的环境下，法依兴格尔很自然地对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他还去找冯·罗特教授学梵语，读比较语言学名家施莱歇尔（A. Schleicher）的《印度—日耳曼古今语比较文法》，接触到人文科学中的历史比较语文学派。他学术天分很高，学习比一般人刻苦，周围的老师们都很看好他，认为将来一定成材，必为德国哲学和科学增光。法依兴格尔自己也是慨然有通晓古今东西学术超越古先哲人之志。
可是，他却没有料到，由于用功过度，引起他从小就有的先天近视症恶化，一时间有失明的可能。终身读书治学的前景，这下子立刻就变得黯淡了。好在法依兴格尔为人性格爽朗，擅长体育，加上读书多，心思一贯灵活，所以眼病虽然来势很猛，还不至于立刻就能打倒他这种类型的人。但是，病毕竟是病，法依兴格尔不免产生悲观厌世之想。悲观的情绪使他一度终日与叔本华和冯·哈特曼（E. von Hartmann）的悲观哲学为伴。历史证明，在不同性格和经历的人身上，叔本华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他能影响哲学家梅兰德尔（Ph. Mainlander）自杀，也能教法依兴格尔选择继续活下去。法依兴格尔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人生既然已成悲观的定局，所以再悲观下去也没有用，还是向前看，就现有的一切做出安排，在无理无序的人生中，找出生活下去的理由。生活是一场不断的挫败，哲学的目的在于使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不管是悲观哲学还是乐观哲学。
叔本华和冯·哈特曼悲观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康德哲学。十九世纪中后期，自然科学和历史语文科学发展很迅速，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费希纳和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法拉第、麦克斯韦和亥尔姆霍兹的物理学，施莱歇尔的比较语言学，是欧洲思想界真正的明星。与科学家的成绩相比，哲学家好像落后了很多。黑格尔学派的学说解释不了科学界的新东西，德国人又有回到康德哲学的趋势，因为至少康德比黑格尔重视知识论，尊重自然科学。这样一来，就逐渐酝酿出近代德国声势浩大的康德哲学复兴运动。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朗格（F. A. Lange）是这个运动的先驱之一，在他身上法依兴格尔看到自己过去所有的兴趣（叔本华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宗教，还有社会问题）都集中到了一起。在一八七四到一八七五年冬，朗格的《唯物论史》第二版上、下卷出版。朗格在这本著作中以截断众流的勇气，建议当时的学者把精力放在康德讲理论哲学的《纯粹理性批判》上，因为“（康德）实践哲学全部，对于他同时人，虽有强力的影响，但在康德哲学中，是易变化易消灭的部分。……我们宁可在理论的理性批判中，寻求他所创始的大改革的全部意义”（《唯物论史》下册，李石岑、郭大力合译，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2页）。法依兴格尔受叔本华和哈特曼的影响，本来是注重康德哲学中“行”的一面，看到朗格的建议后，他开始把注意力完全转向《纯粹理性批判》里讲“知”的理论哲学。
与朗格主要是发挥康德哲学的微言大义不同，法依兴格尔受德国当时历史语文科学影响，一开始就把考订康德著作的版本和文字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兼顾义理的疏通和发挥。他过去读康德，可以说是一句一句读，现在则开始一字一字反复读。不久，他在老版本《未来形而上学导言》里，发现一处文字页码有“错置”。这个排印错误，自该书刊行以来从成千上万读者眼皮底下滑过。他还仿效德国十九世纪《圣经》批评学的精神和方法，考证《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是康德从他不同时期的手稿中匆忙拼缀而成的，后人利用严格的校勘批评方法，可以把这些手稿在成书前的样子一一复原出来，就像从《创世记》里筛出几种不同来源的古代闪族宗教传说一样。这是法依兴格尔用校勘、考据法研究康德最重要的几个收获。有位斯图加特出版商叫施佩曼（W. Spemann），是个对学术著作出版很有远见的“儒商”。一八八一年，德国上下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一百周年。施佩曼听知情人说起法依兴格尔对康德哲学很在行，就想和他签一份合同，为《纯粹理性批判》写一个注释。那时，法依兴格尔正在精读康德，就一口答应下来。很快，《〈纯粹理性批判〉大疏》的第一卷出版了。这本书让法依兴格尔在一八八四年当上了哈勒大学的特聘教授。他本来计划在哈勒写完其他几卷，可是由于讲课的任务繁重，再加上视力持续下降，这样断断续续地工作下来，直到八年以后才勉强出版了《大疏》第二卷。全书最后没有写完，已经出版的部分只注释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导论》和第一章。可是，论内容的精博，在同类作品里，恐怕现在还没有能超过它的。书中引证了十八、十九两个世纪很多康德注释家（有的人名、书名我们一般人很少听到过）的说法，一字一句疏证康德原作，很像中国古代传统的“义疏”。国内老一代的有识之士猜测过，欧洲正统的言西方义理者也是守着考据家法，因为只有经过考据法的洗礼，才能知道某项义理的真边际、真性质（钱穆的文章《学术与心术》）。法依兴格尔的《大疏》，可以说是欧洲正统守考据家法言义理者的最好代表。实际上，近代西方“康德学”正宗，也就是训诂考据派。代表学人除法依兴格尔以外，还有厄德曼（Benno Erdmann）和阿狄克斯（Erich Adickes）。法依兴格尔联合诸人，办了一份《康德研究》（Kantstudien）杂志，以此为基础又创立康德学会。这个学会和这份杂志现在还有，一直是国际上研究康德哲学和一般哲学问题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