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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手艺
作者：冯珠娣
医学人类学与病人观点
中医在美国被划为“补充和替代医学”。生物医学是官方支持的主流，但美国人也找中医和其他非生物医学的疗法看病。他们寻求“替代医学”的原因很多，不是所有的都有道理。但是他们的原因和他们作为消费者的选择已经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医学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认识到，补充和替代的医疗服务代表着美国经济中“健康部分”的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钱花在针灸、按摩和草药上，还有脊柱按摩疗法、顺势疗法以及自然疗法等等。
医学人类学家一直以来就对患者对医学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已经开始不仅在美国也在全世界调查那些选择补充和替代医疗的人们的动机和经验。他们已经表明，人们更多是在西医治疗失败的时候寻求替代医疗；所以，中医在中国已经为人熟知的状况与美国和其他地方是类似的：一些人认为中医尤其擅长治疗慢性病和疑难病的症状从而最终达到治愈。
这些转投中医的病人——有时处于绝望之中——也作比较。他们相信中医比生物医学“更有整体性”，或者更“自然”，或者更“重视精神”。（必须指出我不大同意这种把中医特点本质化的观点，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对这些词的使用在英语里的含义和中文是相当不同的。）而且，病人也将他们自己对生物医学的技术及其（如他们所说）“非人性”的不满带到他们与某位针灸师或按摩师的经验中来，并且——尤其如果他们的状况改善了——他们会用词语来形容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同。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症状和体现的自身经验这一层面，比较中医和其他治疗方法（不止是生物医学）的。
尽管看到在美国的中医实践中存在一些文化误解，我还是觉得应当认真对待非中国人的中医病人的经验，他们是中医的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显然，针灸、按摩和草药在美国人、非洲人、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体上有确定的直接效果。这些效果与病人或大夫所使用的“文化词汇”毕竟无关。尽管医学人类学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你信不信中医？”——要理解医疗效果，它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针灸甚至可以在半信半疑中缓解疼痛，汤剂可以在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往下咽的是什么的时候改善（比如）消化。
几年前医学人类学家经常使用“解释模式”的说法，比如，他们认为中医对中国人最有效，因为中医大夫的解释与中国病人的文化模式最为一致。他们假定，在医生与病人拥有相似解释模式的情况下（比如在前现代的中医实践中，或者在美国的诊室中有与我一样的大学教授寻求生物医学治疗），治疗总会更加有效。而且，病人往往会找与其解释模式相同的大夫看病。最近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常识性的研究方法并不如听起来那样有效。我们认识到我们并不太理解病人和医生关系的解释模式，而且实际上在他们的观点中没有最初所想的那么多的一致。还有，如果确有解释的一致，那更多是来自临床的会面而非先验的存在。
不过人类学中“信仰”或“解释模式”方法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局限性，那就是它没有考虑身体的生命。病人总在关注他们症状的改变和其他的身体经验。他们不但用治疗的合理性来衡量疗法是否有用，更要紧的是，他们会参照他们整体经验中的各种治疗效果来衡量。他们重视一种自己秘密的因果哲学，其中个人习惯如吃与喝、动与静，与药物和临诊同样重要。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较中医和其他有效干预疾病的方法、场所不仅有临床和教科书，实验室和专家会诊；还有——也许更为常见——患者的身体。
当我们想到中医的全球化时，把患者的身体看作比较的场所会有怎样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倾听病人的话。他们在中医里看到了怎样的特殊优势？我们是否有方法保存和发扬这些优势，即便它们显得“不科学”？比如最近《读书》杂志（二○○五年第九期）发表的一个关于中医的研讨会中，有一位发言人接受过中医治疗，他指出在他的经验中中医有下列优点：大夫重视病人自己主诉的症状，并且每次看病都配专门的药以配合他身体状况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实践把“人”放在医学实践的核心。可是，这些优势在依靠标准化的疾病分类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优先分析病人症状的那种现代化中，正在被慢慢销蚀。然而，即使美国人也看得到，但也还经常选择中医的这些优势！
第二，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有过中医疗效的直接经验后，常常会在事后，在他们离开诊室以后，去学习中医的“解释模式”。在美国，我知道许多人接受中医治疗后有很好的经验，然后找我咨询他们可以读哪些有关的书籍。不幸的是，用英语出版的中医文献大多粗制滥造。而且读者们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往往带有太多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的想法。不过一些有趣的新鲜想法还是会通过中医门诊这样的医学渠道潜入他们的思想。应当鼓励这样的过程；但我们必须更加努力生产出更好的翻译文献，更好地解释中医领域提供的真正的复杂性和深度。
比较医疗艺术（和手艺）
关于中医及其过去与未来的讨论总是把“科学”作为衡量中医的标准。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假设，那就是任何有价值的医学一定是科学的。已经有人批评了这样的观点，但我很少看到除此以外其他的比较和标准化。中医总是不被称作“科学”就是“传统”。结果表明两个词都没有帮助这个领域前进多少。也许部分原因是“科学”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是很有权力的一个词。它的含义来自与“艺术”、“文化”或“人文”的对照。对方越强，科学的含义就越纯粹抽象。但如果科学绝对不是艺术、绝对不是文化、绝对与人文无关，那么我们就不知道科学家是何种奇怪的动物了。没有实践技巧（即艺术或手艺）、没有文化（即价值、趣味、语言）的人？这很难想像。
将科学和科学家放回到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有个相对较新的领域——科学学正在做这项工作。下面我集中谈这项工作的一个方面，关于手艺的问题。
设想一个手艺人——制陶者或木匠——的工作。对这位有技术的工人来说，他的作品来自许多事情的相互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拉出这样一个单子：落实设想和计划、做什么可行、材料的限度、由多年经验养成的习惯、忠实于师傅的方法、对质地的独特审美、集体搭造的工作条件，还有偶然和幸运。这个手艺人的工作会牵入他整个的身体，可能尤其是他的有多年经历、已经掌握了技术的双手。因此，一个好用好看的碗或凳子是多种因素汇聚的结果，大多因素还没有被理论化或是有意识地想过。如果作品好，手艺人会很高兴地把做出好作品的喜悦加在工作中。他自己不关心绝对真理、个人自由或社会革命。相反，他满足于服务、维护、提高生活。
对我来说，这听来很像医学临床工作。也不仅仅是中医。西医有经验的大夫也有手艺人的双手和审美。临床大夫知晓哪些关键症状要警惕，怎样在每个病案收集的大量信息中分清主次，知道病人愿意做难受的测试或治疗的限度，还有很多。对于手艺人和临床大夫来说，甚至对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很多集体性的标准不是来自科学研究而是来自周围同事的规范。更为重要的，在看病人和管理病案的日常工作中也有审美的价值观。有更好的和更坏的、更满意和不太满意的解决问题、处理诊疗工作的方法。因此，我想临床医学的实践工作为比较中医和其他形式的知识和治疗提供了另一个基础。
我简短提一个与中医无关的例子。我曾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其田野研究是关于美国一个很大的研究性医院的放射科的日常工作。做研究的博士生桑德斯（Barry Saunders）也是一个行医的大夫；他研究的放射科大夫们是他的同事，他也非常了解他们工作中的技术成分。他到各种会议上听他们关于X光、CT和核磁共振的讨论，他观察他们制作用于分析的胶片和电脑记录，他还跟他们一道出差到大型专业会议上去报告他们的临床研究（也跟他们一道买新仪器）。最终他同样把他们的工作看成一种手艺。即便放射医学被认为是最“智慧”或“智力”的专长之一，放射医学家们也很少为病人提供直接的临床服务，他们的工作还是远远超出了纯粹“科学”的领域。桑德斯认为放射医学家们“看”的方式是通过在专家群体中的实践发展出来的一种技术；它没怎么建立在科学研究之上而是建立在手艺的各种传统、大家同样对能看到什么的预计、临床上有用或没用的技术运用的经验，以及对使用的技术的迷信等等之上。于是，放射医学家们的日常生活，不是“科学性的医学”，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临床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