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比较与手艺
作者：冯珠娣
凯勒教授谈到了生物学和分子基因学的新发展。她将人类基因图谱描述为过时的生物学的终点。因为这种老套的分子生物学将注意力放在有机体的局部，而不是放在有机过程内在的动态关系上。老的生物学把注意力放在“基因”上，把它看作一个有结构的物体。新的“系统生物学”继承了人类基因图谱的生物学，但是更重视允许基因信息表达的细胞动力学。凯勒认为新的系统生物学现在正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任务：生物学家们现在必须懂得关系、过程、时间性、翻译、复杂性、沟通、网络运作和流动性。但是她也指出生物科学没有语言学、哲学、文化的工具来做这项工作。在她讲话的后半部分，她强调“文化比较”也许是必需的，可以帮助新的系统生物学发展出一种适当的语言。
随后的克里斯托弗·卡伦的讲话回顾了李约瑟的生活和工作。他说李约瑟坚持用一种宽泛的比较的方法来理解世界科学，对二十世纪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本土科学的人知道，李约瑟一些关于中国科学的哲学基础的写作现在仍然是用英语写得最优美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他的作品——许多是关于中国数学、天文、医学以及相应的自然哲学的敏锐研究——通常并不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哲学家们所阅读。甚而，科学家们自己也从来不读。所以凯勒指出新的系统生物学家们迄今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关于过程和时间性、关系和网络运作的语言，她说得没错。对于可以在东亚历史中找到的关于自然的语言，西方生物学科学家们一直系统性地无知。这是一个遗憾。
那么，我们这些了解中医历史与实践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这种令人痛心的无知呢？中医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扩展到临床实践以外，与更加理论化的和已经获得高度评价的知识形式对话？所有受教育的人是否可以开始在中医中找到灵感？中医能否不但帮助人们调理他们的疑难病症，还开始帮助他们思考？
人类学比较
六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说，“人类学只有一个方法，即比较法。同时那又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人类学家们在许多层面作了各式各样的比较，尽管事实上“比较是不可能的”。他们比较了各种形式的理性，亲属关系的准则，烹饪、卫生和工匠的技术，交换的系统，宗教的符号象征体系，自然的概念等等。他们还比较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以“高度文明”的中国的后代的眼光看来，这些比较也许有点荒谬：你怎能把一个自诩有“几千年历史”的深远文字文化的符号象征体系，与中非的一个“文盲”歌手或一个讲故事的人相提并论？怎能把一个现代城市中的高科技医院的治疗实践与那些南美农村泥瓦房里的“巫师”治病相比？然而，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比较法奇怪或者令人惊讶？在社会学领域我们觉得应当只比较处于所谓同样的“复杂性程度”的单元。“中国”和“欧洲”的比较可能有效，但不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村比较。北京可以和上海比较但不能和甘肃的一个县城比较。现代的和现代的比较，原始的和原始的比较；而在现代和原始社会之间进行比较只会产出一种进化论语言：看看我们现代人已经走了多远！
这种复杂性程度的概念依然支配着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维，但是最近几十年文化人类学已经不太倚重于它。部分原因在于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变化，尤其在美国，自一九七○年代，就有了语言学的转向。以生物学的进化论看来，所有人类都同样赋有人的特征，我们可以注意各种社会群体的语言、思维和文化生活而不必考虑这些群体是否更加发达或不发达。一些数目最小的人群，尽管没有他们自己书写的历史，他们的语言所显示的结构上的复杂性却远远超越了英语或汉语（纳瓦霍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有些人群制作数目相对较少但相对轻便的工具，他们有着大量关于自身所处环境中的动植物的知识。一些没有文字的群体在他们标准化的表演形式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故事（印度吠陀人很长时间采用口传的方式）。当我们比较语言、知识或叙事时，人都是人，比较的基点与“复杂性程度”无关。无论何处，社会生活都是复杂的。
比较与中医
现在想想中国医学与西方生物医学都是以怎样的方式作了比较。哪个系统更“复杂”？当然这两种医疗实践形式在技术层面似乎不可比：二十世纪的西医发展出了大范围的工业诊断和治疗技术，将其对身体的感知推到分子水平，并学会了在视力不及的地方以分子生物学和纳米技术进行干预。二十世纪中医有什么典型技术呢？我只能想到一种真正中心的技术：写作。临床看来，在中医大部分的历史中，它的长处正是在于写在纸上的笔记和印在书籍中的讨论，它们或出售或在私人圈子中流传。以“技术发展水平”为基准的比较将中医改革家们推到一个死角：如果进步是以技术发展衡量，中医一定是极端落后的。它惟一向前的出路就是尽快采用一种以中医方式诊断和治病的高科技（西医式）的机器。当然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些机器：脉诊仪、电针、计算机模式的辨证论治等等。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中医专门的工业技术可以真正取代中医的传统方法。
当然有些人反对只有技术才能衡量一个社会或医学体系的发展程度的想法。一些人指出中医已有包括方剂、治法、病案经验以及理论争论在内的庞大文献，提议应该认为中医是以其自己的方式而高度发展的。中医也是“现代医学”，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现代。其他人强调老中医们所体现出的对临床技术的精深掌握，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太先进以至于不能再退而倚靠那些标准化机器提供的不可靠、不灵活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的范围最终被缩窄了：临床有效性成为这个还是那个医学更加高人一等的主要标准。否则这两个体系就可能在认识论上是并行不悖的，但本质上相当不同。
那么，还有必要认为它们是两个体系么？人们不断在把中医与西医作比较，并在此过程中两者皆被看得比它们自身更加分离、自主，也更同质。中医不一定就是经验性的，西医也不一定就是科学性的。对某些疾病，二者可能都会（或不会）“治本”。西医也包括一些（像中医一样）完全属于临床的专长并以身体的功能生命为中心。只要病人预期它们有效，这两个治疗的方法就都会有效。同时，中医又在不断地围绕着西医的疾病分类学来组织自己并越来越依赖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技术。随着这样的“科学化”过程的进行，我们还能从哪一点把“中医”作为一个分离的“体系”来谈？
另一些形式的比较
在我开头提到的讲话中，凯勒教授将比较的基础转到了形而上学和语言的层面。她的观点是，生物学缺乏一个正确的语言表达方法和一套有用的概念来表达它刚刚开始在基因动力学中瞥见的能动理论。这种观察问题的层面的转移（从事实、方法和技术转到哲学和语言）使得她能够转向东亚的语言学和哲学资源寻求灵感。她这一策略的结果之一就是表明，对于科学的未来，东亚思想也许比西方的科学思想更有希望。卡伦教授的讲话更是提醒我们，李约瑟已经对不断进行的中国知识体系与西方科学的比较——一种狭隘的在进步/进化观点下的比较——做了干预，他坚持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一个长期的科技革新的历史。换句话说，李约瑟通过拓宽科学的定义改变了比较的基础。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说，科学不能只参考局限的欧洲的地方知识发展来定义。
这些观点都对一个仍然很有权力的东西比较模式——有时称其为东方主义——做出了干预。东方主义的比较——总是一个巨大的高度概括的“东方”与一个巨大的高度概括的“西方”的比较——是完全全球化的；我们发现它们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和我们在欧美使用的频率一样高。如许多批判的学者所言，这些东方主义的比较最终会离开与“东方”相连的传统与实践而使之显得能力不够。凯勒和卡伦教授都寻求削弱主流东方主义学家们以欧洲中心主义看待中国的科学，并为比较找一个合适的基础，在此之上中国传统的优势也许会更明显也更受到重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即便中医以各种形式迅速地流传到其他国家，还是免不了被以一种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草药和针灸在国外太容易被看作“东方”精巧、神秘、宇宙符号体系的范例。换句话说，迷人但与切合实际、实用的科学发展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