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
作者：汪荣祖
从英史到国史，用作者的话说，像跃龙门；一跃而过的处女作则是《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接着是《美洲作物传华考》、《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明清人口史论》、《明清社会史论》、《中国会馆史论》等一系列论著，源源而出。这些论著几全用英文写作，读者阅读这些论著的内容，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容是如何形成的，而本书回顾写作的经过，从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寻到如何在图书馆里“开矿”、如何写作、议题之展开以及原创之所在，莫不娓娓道来；读者若再回头看原著，当更有会心。读者同时也可以注意到，作者“跃过龙门”之后，就力图超越“大杂货铺”式的“汉学（Sinology）”传统，而吸收其考证的精髓。作者见证“二战”后在西方勃兴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认为无论在范畴与观点上均较汉学宽广，然亦不偏废传统汉学之长。作者志向远大，更将其研究课题与特定的学术专业接轨，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他的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个人跻身顶尖学人之林的“虚荣心”事小，打破“大杂货铺”的陈规事大，我认为作者是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治国史最成功的史家，即在于此；至于开这一方面的风气之先，尚属余事。
作者钻研多年的明清人口史论，终于在一九五九年问世，定名为《中国人口史论，1368—1953》，为此一重要课题的“开疆辟土”之作。早在这第一本书出版之前，第二本书已在进行之中，那是有关明清社会流动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于一九六二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to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此书除了引起西方中国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外，也影响了在台湾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好几代学者。作者主要根据三四万进士和举人的三代履历所呈现的社会流动而成书，但仍遭遇到有些西方学者的质疑，特别是哥大的海姆斯（Richard Hymes）；不过，由于海氏对“家”、“族”等基本概念的混淆，模糊了新进士向上流动的社会与制度意义，以至于怀疑科举能促进统治阶层与平民之间“血液循环”的论点。最近艾尔曼（Benjamin Elman）有关明清科举的专著，于科举制度本身之研究，史料多样而完备，颇有参考价值；然有关社会流动问题，仍然延续海氏的论点，认为何氏低估了家族与婚姻对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以至于所得出三代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失之过高。作者回顾家世时，特增“附录”以借今证古，指出唯有中式者祖上三代履历，才“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而艾尔曼在日本辛勤搜集的十一种具有三代履历的进士录，如其“表5.1、5.2”所示，平民出身的中式者的百分比与《明清社会史论》同时期的统计“大都符合，甚或稍高”，恰恰可以证明：科举考试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明清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主要渠道。然而艾尔曼却回避了这些统计数字的意义，以避免证实平民中式者百分比之高，有碍其书中的主要结论。何氏借力使力，用艾氏自绘之表，明快驳之，特别值得读者留意。
这两部专著的出版，奠定作者坚固的学术地位，结束了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十四年的教职，移讲芝加哥大学，开启另一段的学术路程。作者对于美国学界聘任的过程，如讲演、对答、社交、签约，做了要言不烦的描述。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的名校，作者对在该校发展中国史研究原有壮志宏图，曾拟拉哈佛的杨联升过来，使瑜亮同校，天下无敌；之所以未成，除了有趣的瑜亮情节外，亦可略见美国学界挖角以抬身价的效果，此笔有趣的实录，不可不看。作者在芝加哥的二十四年期间，精心设计课程，收到很好的学生，学术活动与交流，也大大扩展，用徐道邻的话说，“辩才无碍，游刃群雄间”；然专心研撰，忽略了系务，以至于因内部“暗斗”使芝加哥大学新建之东亚教学与研究，呈现衰象。作者于此，颇耿耿于怀，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于芝加哥时期的研撰，除了北魏洛阳与南宋以来的土地数字外，主要在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先后完成中文本《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与英文本《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此外，英文论文《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以首发论文于一九六九年的十月在著名的《美国历史学报》（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登载。
吾辈深知，探讨任何起源问题，都是头等的难题，作者自选最困难的题目攻坚，而且还涉及专业以外的许多专业，其艰苦与毅力可以想见，然未能想见的是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无论出版过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纷争，真可说是“赞美”与“攻讦”齐飞，毁誉绵绵无尽期。作者对这部书的写作、出版、辩难等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读者可以略见论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之艰辛，亦为我们留下学术史上一则值得深思的佚闻。
作者于一九八七年自芝加哥大学汤普逊讲座教授退休已十七年，于一九九○年尔湾加州大学杰出访问教授退休也有十四年。这一长段时间虽从教职上退休，但在学术上却又开一春，即本书“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所述。作者转攻思想史，好像又是一个飞跃；其实，从钻研文化起源到钻研思想起源，自亦有其一定的逻辑。从黄土的特性发见华夏原始农耕的特性，又从此特性发展出村落定居农业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见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间“血缘链环”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广以控制广土众民。秦汉大一统在政治形式上固然变成郡县，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续宗法，皇帝实乃超级之宗子。华夏文化中延绵不绝的“宗法基因”之发现，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创获；窃以为以此基因为主旨，足可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
作者攻先秦思想之坚，立即在考证上有重要的突破；其要端有二：其一，考出《孙子》成书于公元前五一二年，早于《论语》，为吾国最早的私家著作，故亦早于《老子》，而且《老子》之辩证思维实上袭《孙子》，首发孙、老易位的“石破天惊”之论；其二，重新考定老子年代，从司马谈与老子后人李解之关系与李氏谱系之获得，上推李解父祖，估算老子李耳约生于公元前四四○年，晚孔子约一百一十一年，晚墨子约四十年。并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中所谓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说,而确定为公元前一三五年，拙著《史传通说》亦不以王说为然，甚喜何先生更加细密地考定司马迁的生年。何氏又进而从孙、老之文本，论证老子的辩证思维实祖述孙子。
作者重新定位先秦思想，一旦确定，势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革命性的影响；然而定位之工作尚未竟全功，仍在进行之中。《孙子》一书既被定位为吾国最早的私家著作,而作者孙武又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对后来诸子百家的影响，当然不仅仅老子一家而已。本书篇末指出，《孙子·计篇》所谓“道”，乃“令民与上同意也”，已发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先声，而《墨子·尚同》的篇名，正是孙子论兵要旨的忠实简化，而其内容则表达了由“同”到“一”的语义转化，已出现“一同天下”的语句，所谓“同天下”者，即“一天下”也，亦即是将整个天下“一以同之”，甚至进而推论治国若治家，使全民若使一夫，圣王为了使天下大治，莫不以“尚同为政”。足见生于孔子与孙子之后的墨子，已认识到政治机制之“一元化”乃时代趋势之必然，而此一元机制也就是允许圣王无条件统治无知民众的专制机制，最后成之于秦始皇之手。此外，墨子学说更将《孙子》残刻阴森如同“行为主义”的理论体系，诸如“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加以伦理化或宗教化，诸如讲“列德而尚贤”，说“兼爱”，敬“天鬼”。墨子大讲伦理道德迫使行将争鸣的诸子百家，也披上伦理道德的外衣。百家学说固然有异，但其核心莫不是君人不择手段的南面统治之术；然而“外衣”毕竟是装饰，其核心思想仍是专制一统。百家争鸣的最后胜利者是讲究严刑峻法的法家，自孙武到商鞅的“兵法”直到韩非集法家之大成，再发展到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专制政治与文化。此一思想史上的轴心，已经隐约可见；然而有关法家的渊源，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思想关系，犹待作者详考。吾辈于作者“读史阅世”的最后丰收，有厚望焉。
二○○四年七月十九日草于石村之帝乡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七月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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