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
作者：汪荣祖
何炳棣先生是当今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论文以及专刊莫不读如严谨的社会科学报告，成为经典之作。他的这些英文著作才真正是“国史海外开新篇”，主要靠中文著作是无法在海外开新篇的。他的成就得力于他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例如他从来不回避问题，不惜自修钻研，他也常常为了讨论问题，可以在电话上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专家长谈，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概。说到气概，何先生南人北相，长得高头大马，望之森严，即之也温。做学问有关公耍大刀的气势，而其中却有其绵密的细心。我仍然保存着他于一九六二年到台湾出席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会议时的访谈剪报，他向记者特别强调一个历史学家不仅应该使大刀阔斧，也应该能用绣花针。所谓“大刀阔斧”者，宏观的理论也，而“绣花针”者，乃多维度的细密考证；“绣花针”与“大刀阔斧”正是何炳棣作为史学巧匠的利器。
何炳棣作为历史学家也有其一定的幸运，他享有一个伟大历史学家必须要有的长寿。他年登八秩之后，精力依旧充沛，不仅另起炉灶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而且从容写作这部回忆录。他生长在动乱的中国，在他那一时代里不知有多少精英在洪流里不能完成或继续学业，而他却能在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受教育，像南开、像清华；亲炙到最优秀的老师，像雷海宗、像蒋廷黻、像陈寅恪、像冯友兰，又得以留美深造，在美国第一流大学研习而后执教，在史学研究的领域内驰骋数十年，“业”成名就，而他的这部回忆录足以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佐证。我们读此书，可以感觉得到，他有一股在史学领域内大显身手的强烈使命感。
何炳棣先生叙写“读史阅世”，基本上仍以编年时序为主，从家世到入学，从清华到联大，从国内到国外，从纽约到温哥华，从芝加哥到尔湾，但在时间的直线上不时出现重点深入的“专忆”，一共追忆了十几位人物，以及在相关的时间点与线上，延伸出横切面似的“附录”，对特定时间里发生的事做了及时的补充说明，并保留下珍贵的史料。这种颇有创意的写法也许会迟缓了叙事的进展，或亦不免偶有重复之处，但作为高度学术性的回忆录，却有其必要性，否则相关的师友与学术问题只能浮光掠影地点到为止。
全书以“读史”与“阅世”并列，但分量显然前者重于后者，因为作者刻意把记忆的重点放在学术，雅不愿于世道人心多所着墨、过于月旦人物，唯与学术相关的人物臧否，亦不讳言。作者乃学院中人，生活大都在校园内，活动鲜出学术圈外；然因其身处新旧交替的大转变时代，亲历动荡中国的内乱外患，特别是日本之侵华，以及长期冷战的东西对抗与结束；风声、雨声多少会撼动书斋里的读书声，时而不免卷入象牙塔外的纠纷，故其所阅之广阔世界，亦颇有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所“阅”不到，也感受不到的经验，记录下来，当然也极具史料价值。
作者像他那一代的其他学人一样，学成时山河变色，不能归国，不免有背负多难故国十字架的感觉，在异乡每多故国之思，希望中国富强，是很自然的事。何氏因其性格上的强势，只是在爱国情操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犹忆一九八一年的秋天，在武昌出席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遇见何先生并为他拍了一张照；翌年接到他的来函说：“蒙摄扬子江边濯手一照，至感至感！波兰天才音乐家肖邦远赴巴黎时，曾携故乡沙土一袋。余以炎黄子孙，决心一亲长江之水，正此意也。”爱国之情，情见乎辞。然而有人在学术论辩无话可说时，以“民族主义”作为攻击何氏学术的武器，不过是黔驴技穷后的焦点转移。事实上，何炳棣的爱国不会减轻他史学的分量，就像杨振宁爱国不会减轻他物理学的分量一样。法国的伟大史学家布劳克（Marc Bloch）,两卷本经典著作《封建社会》的作者，也是法国伟大的爱国者，他曾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完全沉浸在法国的精魂与传统之中，使他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自由地呼吸。”没有听谁说过，“年鉴学派（the Annales）”大师布劳克的民族主义会影响到他史学著作的水平。
作者似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然而却能记忆往事既详尽又细微，诸如童年时家里的对联，父亲在作业上题的诗句以及“不要在狗洞里称天王”的训斥，小学级任老师的姓名、籍贯、形状、声貌，少年游伴的不渝的友情，南开中学求学时的“成长痛苦”、学习细节、因参与反威权学潮而被开除，以及山东大学难忘的一年，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清华岁月决定何炳棣成为历史学家，对这一章分上、中、下三段描述，颇为详尽，对于清华园“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六十余年后回顾，犹感如在“天堂”；当然还有精神上的享受，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名师如云，图书充足，而作者又能充分利用，力争上游，在课业上也求完美。他在清华大学那样有计划的自修苦读，足可提示今日历史系在校同学们切莫光阴虚度。他与雷海宗教授的师生情谊最笃，数十年念兹在兹，虽海天相隔，仍积极探询，终于取得联系，书中所附雷氏一九六二年复作者函，读来亲切感人。作者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纪念雷海宗，发先师之潜德。
“留学”如作者所说，在当时已成为“新科举”，为学子跃龙门之所必须，亦作者预立之志向。新科举之难较之旧科举，有过之而无不及；自费留学除了富商巨贾外，几无可能，而公费无论学科或名额均极有限。作者于一九四○年第一次参加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只有“经济史”一科可考，结果以些微分数落榜；过了两年，第二次考试又多生波折，作者最后从沦陷区出来，只剩下三个月的备课时间，主要凭久蓄的实力，考取这唯一的名额，而且成绩名列各科考生之冠。作者从多方面分析其致胜的原因，除了西洋史是他的强项之外，科目试题之得当，有备而来的丁则良却因病未能应考，在在使他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安排凡世间人的命运”。最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未将这一段叙事局限于个人的得失，而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试题的得失与国家抡材的谨慎，并观察历届中美、中英庚款考试，发现“二十世纪新登科录中创下最高荣耀的是学兼东西、文才横溢的钱钟书”。走笔至此，不禁感到：庚子赔款乃中华之奇耻大辱，然而部分庚款转为公费留学之资，培养了像钱钟书、杨振宁、何炳棣等第一流的学者，不啻是把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
作者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年底到达纽约，开始他人生的“海外篇”，读史阅世自此移到北美。他描述初莅的纽约，细说饮食与居住的情况，午餐一元二毛，单身公寓每周五元半，地铁仅五分，数字记得如此清楚，简短地重建了四十年代的纽约时空，读之不胜今昔之感。
作者选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目标是完成博士学位，他对导师的选择、课程的研读、两次口试的经过，都有详细的叙述，尤其是口试，无论是日期、地点、对答的具体内容、心理状态等等，可谓巨细靡遗，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前人提到博士口试，往往一笔带过，从来没有这样细微，不啻为博士口试留下一则完整的记录，值得读者仔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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