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城市生长的隐喻
作者：杨小彦
至少不能说库哈斯是错的，有一点他看得非常明白，那就是在一个利益大规模重新分配的新的经济改革的权力格局中，混乱绝对不等于非理性，恰恰相反，是理性选择了表面的混乱。也就是说，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中国所有大中型城市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表面看似混乱、实质并不混乱，甚至是精于计算的经济理性原则。
这是一种什么原则？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合法”化的“违章”原则。这说明，“违章”就隐藏在“合法”之中，从而让空间得以依据利益的新格局来获得新的定义。其标志有两个，一个是规划红线，另一个是大规模的城区拆迁。红线是规划的象征，它体现了城市权力者们的意志，并被搁置在规划局庞大的数据库里。它代表了“合法性”本身，代表了对城市发展的理性思考（且不论其理性的合理程度）。从这个意义来看，规划红线几乎就是规划局本身，同时也是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只要红线已定，就说明规划具有了法律意义，就不能更动。
问题是，实际情形真的如此吗？二十多年来，大规模发展的中国城市真的是在指定的规划红线中矗立起来的吗？稍微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肯定不是的。红线的改动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是以“合法”的方式。事实上，任何大规模的开发和拆迁，究竟发生在红线划定之前还是之后，其实是语焉不详的。没有人能够保证规划红线的有效性，哪怕它真的代表了对城市理性思考的未来。
关键还不在具体的规划红线的更动。红线只不过是一条线而已，这样规划和那样规划，至多代表了不同的规划流派的意见。但拆迁的本意是要改变空间的使用性质，是名副其实的“圈地”运动，是创造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的根本保证。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全都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拆迁运动，旧城在短短的时间内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是“罗马家园”，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小区”，是“巴黎近郊”，是福斯特的高技派的商业大厦，是安德鲁的“蛋”，是扎哈·哈迪德的前卫歌剧院，是十所大学塞于一岛气派得不行的“大学城”。而且，随着土地交易的进行，随着土地性质的改变，一代富豪也迅速成长起来，气宇轩昂地面向西方世界。当然，沿海大城市的居民也由此享受到了现代化的好处，他们住在点缀着“贝尔高林式”园林的豪华小区，让“每天都生活在意大利”成为眼前不争的事实，闲暇时去逛一逛干净豪华的城市现代化的商业区。他们是拆迁利益分配当中的小得益者（大得益者平日里是看不见的），他们构成了城市日益上升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员（可惜，这是要打问号的城市“中产阶级”）。
拆迁的代价还有一个，那就是让城市贫困化日见明显。城市贫困者们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边缘人群，他们有原本的居民，本来就从事底层的工作；有突然之间成了下岗工人的“吃皇粮者”；有待业群体和失业人群。其中还有很多外来移民，他们从贫穷的乡村大批地涌向城市，寻找着比乡村略好一点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构成了城市的另一面，让伟大的城市总是显得不那么伟大。这些人共同填补了城市已经无人想干的低端职业，从事着类似清扫城市垃圾之类的工作。他们是边缘的群体，是外来的群体。边缘的几乎无法重新主流化，外来的也根本就无法回流。边缘群体只能呆在原来的地方，并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拆迁而一次又一次地被边缘化。至于那些原来的乡下人，他们来到城市，靠着城市谋生，所以就渐渐失去了乡下人的身份。但他们是城市人吗？肯定不是。他们仍然是外来人，是移民，受到了城市的强烈排斥。这些人只能是城乡二元化的牺牲者。当然，有一条是所有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都能共享的，那就是亲眼目睹现代化的剃刀是如何把一座丰富多样、充满着传统意味、有着漫长历史的城市修剪成了“青春小白脸”。
老城区的老居民们同样逃脱不了边缘化的命运。在迅速的拆迁面前，他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城市现代化的遗留物。如果拆迁还没有降临，那他们就只能呆在破旧的城区里，呆在注定要、或迟早要被拆迁掉的老房里，等着下一场的拆迁运动。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生活成本不高，生活区域熟悉，对城市的记忆和对生活的体验融为一体。然后，突然有一天，通知下来了，拆迁于是就变成不争的事实，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知道一直有人去记录因拆迁而生出的绝大部分不幸的画面和故事，我也相信终有一天这些画面和故事会传播开来，从而勾起人们对消失的城市的美好记忆，同时述说着拆迁背后的历史真相。但那也只是一种记忆，丝毫不能造就什么，尤其对构成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外观没有作用。况且，中国人忘事的传统，远远比记事的传统还要漫长，更有力量。
这就构成了另一层的“违章”。这一类“违章”公开透明，货真价实，无法辩驳，当场可证。在许多旧城区里，特别在缺乏管理的城中村，便充满了这一类的“违章”。大规模拆迁和小区建设无疑会迅速去除这些随处可见的、像疮疤一样影响城市风貌的违章现象。事实上，也正是它们，才成为现代化的城市所深恶痛绝的对象。
我作为中国沿海城市的一个普通居住者，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巨大变化的历史过程。我明白，“现代化”永远是一股动力，从而推动着“违章”与“合法”的词义变换，并让“违章”成为城市生长的真实隐喻，书写着“伟大城市”的“划时代篇章”。
（Henri Lefebver,The 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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