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经济转轨与经济学家

作者：王跃生

　　在我看来，这种不同源于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差异。按照近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方法，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是不很完整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有自己的道德哲学、认识论，有自己的政治学、法学。中国学术中唯缺乏经济学，零散的经济思想也不甚发达。这就使近代中国人所接受的是全盘西化的经济学，是没有历史遗传的未来物，先是上世纪前半期的古典经济学，而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又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家中，最西化的应该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经济基础是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其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经完成，更在乎细节的雕琢和微调式的效率改进。其思维方法是绝对理性、单向思维、追求精确、最大化逻辑，排斥复杂思维、多向思维（数学模型的限制即使多因素考察也多不到哪儿去）、模糊思维（很多模糊因素是无法数学化的）。由于上述多重原因，中国的经济学家是比较缺乏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的了解与训练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经济转轨中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案，更多的是从单一经济学原理出发的，是以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为背景和假设前提的。可以很理性、严谨，但常常脱离中国社会和现实。
　　譬如对市场功能的认识。虽然有时候被斥责为 “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在经济学家中间，对市场的信赖远远大于对市场的批评。每当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中出现什么问题，经济学家的思维常常是市场解决。市场的不足被严格限制在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完全等因素上。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验的被重视，经济学家间的分歧也在扩大和表面化，争论经常发生（如前不久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争论）。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一书的若干论文中。譬如，中国经济转轨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是国家（政府）管得不够，放弃自己职责，还是政府管得太多，市场化不够，存在鲜明对立的观点。我们在《经济转轨中政府角色的两种定位：论据和标准》、《市场与政府关系：一个交易费用解释》等篇章，以及有关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论文（如《俄罗斯经济转轨与私有化问题》、《有俄罗斯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定位、特点与启示》）都不难看到这种争议。
　　诚然，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和逻辑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比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加前提清晰、逻辑严谨、思路一贯、推论严格，数学化使其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科学的定义。经济学能成为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的盛行也并非全无来由。但是，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毕竟是社会现象，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由人构成的组织、集团和政府，离不开人类行为。因此，任何经济学定理和模型都只是相对的、在特定条件和严格限制下才能成立的。特别是在研究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在提出涉及具体经济活动的政策建议而不是抽象研究的时候，在调整和处理利益关系的时候，更不能唯模型和定理的马首是瞻，必须考虑到这些原理的来源和适用条件。
　　由此看来，忽视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条件，以经济学家的价值代替社会价值，这正是经济学家的建议广受争议的原因，虽然经济学家在经济转轨中曾经发挥并继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正如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在《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法”》一文中所批评的，“我们需要的经济学不是在提出经济政策建议过程中代替严谨政策分析的夸夸其谈的经验法则经济学，也不是在严谨和技术先进伪装下以经济学家的价值和偏好来蛊惑政策制定者的那类经济学”。当然，诸如民族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等，这些因素的引入可能会使经济学家的模型不再那么美妙，甚至无法模型化，无法定量分析。同时，经济学家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术业专攻去搞什么社会学。但是，经济学家绝不能忽视社会因素，政策层面的分析更不能生搬硬套。黄平的文章中举了两个小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一个是所谓警戒线的说法。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上有各种各样的警戒线，譬如失业的警戒线。认为一旦超过警戒线就很危险，会陷入危机。但是，中国的失业规模早就超越这一警戒线了，却并没有出现大问题。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大陆型经济。另一个例子是家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家庭成员集体劳动在经济学上是不合算的，但如果从中国家庭制度、社群文化角度，从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和利益共同体角度，从地少人多与精耕细作的传统角度来看待，它就是合理的、可行的。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这两个问题不会如此简单。但是，它所提出的思路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应当为经济学家所重视。譬如有关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都说零点四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一界线就意味着巨大危险。但是，为什么是零点四而不是零点三或零点五，大多人云亦云。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在中国很可能更高或更低。不同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贫富差异程度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是差异极大的。不久前我就听到一位来自荷兰的世界银行专家强调欧洲与美国对待贫富差异的不同。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极大，社会福利也比较差，但社会并无大的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到处宣传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零点四，还要准确统计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什么程度（这点未必做到了），更要研究中国社会可承受的贫富差异程度究竟如何。这就远没有做到了。而这种研究分析，显然离不开深入的统计调研，也离不开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等的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不能包打天下，一身二任。但经济学家要认识到自己知识和理论的局限性，不能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解说和表面化的精确描述，更不要垄断政策制定。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以《市场经济发展》一书中关于市场化程度的研究为例，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分析的作用与局限。书中有几篇论文以统计和计量的方法分析中国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经济市场化的程度，政府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市场的统一化程度。研究结果看起来都很精确，数据翔实，言之凿凿。但是，如果离开了对问题背景的认识，市场化程度的计量又有什么用？它反而会引我们入歧途，产生误解和错误的政策导向。又譬如，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行为的市场化程度都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好像及格。但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谁说市场化程度高就一定好或不好，谁说小政府就一定优于大政府，或者相反。中国社会当前的呼唤恰恰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扶危济困、遏止寻租和行业垄断。中国政府的行为的背后，既有政府垄断资源、权力、寻租、腐败等反市场化行为，也有政府放弃自己的基本职能，将不该市场化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过度市场化的现象。对此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评判，而这又离不开价值判断。经济学固然不以价值判断为特色，经济学家也号称不讲价值判断。但经济学家其实也离不开价值判断，不能回避价值判断。说不讲价值判断，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价值选择，即以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代替社会价值判断。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的建议受到怀疑的原因之一。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王跃生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年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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