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百年沧桑话文改
作者：何南林
如果说，普通话再过五十年还有望普及的话，那么，文言这种“毒瘾”届时能否彻底根除，就实在令人担忧了。
三、同音词。所谓汉语拼音不是拼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简单地说，也就是不拼写“字”，而只拼写“词”。事实上，这与“拼写白话，不拼文言”性质相同，为的就是避开同音字。例如，“行”、“形”、“刑”、“型”，单个使用，发音相同，无法识别，但若是双音化，变成“行走”、“形状”、“刑罚”、“模型”，便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了。
王先生一共指点了九种分化同音词的办法，我们选取四种略做尝试。
一是增加音节，不说文言的单音节词，把它扩展成为白话的双音节词。例如：衣→衣服，藏→躲藏、隐藏、埋藏，道、路→道路……现根据书中的提示，再做补充：丰衣足食→丰衣服足粮食；东躲西藏→东躲藏西躲藏；穷途末路→穷前途末道路……
二是扩展被缩略的词语。例如：致癌→导致癌症；治癌→治疗癌症；制癌→控制癌症；“外贸”还原为“对外贸易”，以区别于“外貌”……然而，若是碰上“公司、公私”；“工伤、工商”；“工艺、工役”；“攻击、公鸡”；“功课、攻克”；“功德、公德”；“工薪、攻心、公心”；“攻势、公式、公事”；“功力、功利、公历”呢？这又应该如何“扩展”，以示区别？更不用说，万一同一个班上，竟然来了“宫力”、“宫立”、“宫丽”、“宫莉”几位同学呢？
现在通行的汉字大约为七千个，而读音仅有四百来种，这也就是说，平均每种读音至少包含十七个同音字。如果考虑到很多人普通话讲不好，“公民、功名”，“南方、蓝方”一锅煮，同音字的数量就更大了。如此棘手的难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从《汉字现代化研究》中选取的第三种是把一组同音词中的一个改为短语。例如：初版→第一版，以区别于→“出版”；游船→旅游船、游览船，以区别于“油船”。确实，照此办理，把“公鸡”与“母鸡”分别扩展为“公的鸡”与“母的鸡”，不就可以与“攻击”与“母机”截然区分开来了吗？即使是同音人名问题，照此办理，也不过小菜一碟——把名字扩展为“宫力量”、“宫建立”、“宫美丽”、“宫茉莉”，岂不迎刃而解？
四是更换同义语素。例如：期终→期末，以区别于“期中”；油票→油券，以区别于邮票。如果真有哪位嫌“公的鸡”与“母的鸡”，还不够言简意赅、悦耳动听，那就不妨“更换同义语素”，比如，更换为“雄鸡”与“雌鸡”，甚至干脆拟人化——“男鸡”与“女鸡”。
四、文改悖论。王开扬先生对文字改革的艰难也有清醒认识：“中国的文字改革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不识字的文盲和正在刻苦学习繁难汉字的儿童既没有提出文字改革任务的知识储备，也没有话语权；通过‘十年寒窗’掌握了汉字的知识分子有了话语权，但同时也丢失了汉字需要改革的体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另外学习新文字——哪怕是极其容易的新文字。于是，一代又一代需要文字改革的儿童长大成人以后，转而成为反对文字改革的主力军、话语霸权者，或者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事实上，这一悖论才真正一语道破汉字改革最大的障碍，或者不妨说，它揭示了文改运动一个最大的悲剧——对汉字改革渴望最为强烈的人，偏偏没有话语权；而一旦拥有了话语权，偏偏又最为强烈反对汉字改革！
那么，“十年寒窗”掌握的汉字，为什么就舍不得抛弃？明明有“极其容易的新文字”，为什么就不愿意接受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汉字使用起来实在是太顺手了。这就有如学会了代数，便不愿使用四则运算，学会了五笔输入法，便不愿使用拼音法。我们不妨举个例子：fǔza zhěnan xiang qí xíng,chǒu xiang zhěwúxíng kěxiang。试问读者，就算您拼音娴熟，张嘴即来，能一下子明白意思吗？再看相应的汉字：复杂者难象其形，抽象者无形可象。
汉字与拼音，孰优孰劣，可谓一目了然。简言之，一个人只要掌握了高级复杂的技能，就绝不愿意重新学习低级简单的技能；反之，要想将一个人永远限制在低级技能阶段，就只有一个办法——永远不要让其品尝到高级技能的甜头。
对于这一点，王先生了如指掌，而且不乏理论根据：“对于同音词比例的感觉，学龄前儿童、文盲和知识分子的感觉截然不同。学龄前的儿童、文盲的听和说都以词为单位，他们的脑海里没有汉字的储存，所以他们如果学会拼音，用拼音看和写的时候，不存在从拼写形式到汉字的转换，所以他们看拼音、写拼音跟听话、说话一样，没有感觉到多少同音词的干扰；知识分子则不一样，他们听、说、看、写都存在和汉字转换的问题，他们始终拿汉字作为标尺，来衡量这个拼音对应于哪个汉字，那个拼音对应于哪个汉字，就像外语、外文程度不高的人，总是把外语、外文转换为汉语、中文来理解一样，结果不仅大大减慢了阅读速度，而且造成满脑子都是拼音的同音词——其实他们感觉到的同音词绝大部分不过是汉字记写的同音语素而已。学会了汉字，‘忘掉’了汉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语言学判断同音词，则纯粹是从汉语出发的。”
文字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见成效，其关键就在于它依靠的对象全部是学龄前儿童与文盲，可想而知，这种“乌合之众”又岂能与清一色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正规军”相抗衡？更可悲的是，学龄前儿童一旦上学读书，学会了汉字，又纷纷战地反水，“转而成为反对文字改革的主力军、话语霸权者”。因此，要想让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把汉语拼音文字当成书面语言使用（也即所谓的“一语双文”），那就只能使其自幼便“远离汉字”。因为一旦接触汉字，尝到甜头，立刻就会被吸引过去，就会仅仅将拼音当作跳板，迅速跃向汉字。为了有效防范这类过河拆桥的叛逆之举，就必须精心设计一个全封闭的、丝毫不受汉字污染的拼音文字社会，从家庭到幼儿园，直至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问题在于，谁愿意亲身一试？正因为种种难题的存在，所以，王开扬先生最后虽然无限憧憬地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现代语言文字学原理是保证中国的文字改革正确前进的两条轨道，汉字难学难用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不竭动力……”遗憾的是，文字改革这辆列车，整装待发已愈百年，至今仍然滞留站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