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百年沧桑话文改
作者：何南林
那么，汉字改革到底遇上了怎样的阻力，改革家们能否以及如何克服阻力，最终实现汉语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而成为全社会法定文字的伟大理想呢？周有光先生曾就汉语拼音提出一个“三不是”原则，即：不是拼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不是“方言”的拼音方案，而是“共同语”（普通话）的拼音方案；不是“文言”的拼音方案，而是“白话”的拼音方案。
围绕这个“三不是”做一番浅近的分析，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一、普通话。汉语拼音文字之所以举步维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普通话的尚未普及。例如，广东话的“私有制”能让人听成“西游记”，而“自觉接受舆论的监督”甚至有可能误解为“拒绝接受舆论的监督”。很显然，在这种现状之下，真要推行拼音文字的话，恐怕广东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广东人自己都不敢认，更不用说其他方言区的人了。对于这一点，王开扬先生在《汉字现代化研究》（齐鲁书社二○○四年出版）中不乏清醒的认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推行国语’，五十年代后‘推广普通话’，将近一个世纪了，情况怎样呢？大体的估计是汉语各个方言区的人基本能够听得懂普通话，但是说普通话的能力千差万别，能够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一、二、三级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说自己的家乡方言，即使是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人日常与家乡人交际，也有说家乡方言。”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普通话并非生而知之，自然就有学习的必要，而汉语拼音与普通话之间的确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于是这里便出现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难题，即究竟是借助汉语拼音文字来推广普通话，还是先把普通话说好了再来推行汉语拼音文字？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不少学者积极鼓吹前一种观点，如：“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护人民政府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这样可以减少方言的分歧，有利于拼音文字的推行；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某些人的主张，说是要等待语言完全统一然后实行文字改革，那样就等于否定了文字改革，因为如上面所说，方言的消灭绝不是一二百年的事。”（王力）“这并不是说要学会普通话才能学会拼音新文字。恰巧相反，只有推行拼写普通话的拼音文字，大部分人都学会和使用这种新文字，那时才算是真正推广了普通话。”（胡愈之）“口语语音的统一怎样才能做到呢？靠汉字吗？那是永远做不到的，因为汉字实际上巩固了读音的分裂。唯一的可靠的办法只有通过统一的拼音文字。”（拓牧）
对于这些观点，王开扬做出了客观评价：“平心而论，这些前辈的愿望是美好的，他们——尤其是王力先生——的爱国热忱让人感动，他们的设想也不是没有一点儿科学依据，没有一点儿可能性，但是若真这么做，则全社会冒的风险太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吕叔湘先生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一九七九年时，他批评说：“有一种不正确而又相当普遍的思想，说是一定要等普通话真正普及了才谈得上搞拼音文字，不知道拼音文字同时也是推广普通话的有力工具。”而到了一九九二年，则又承认：“语文现代化的另一个方面是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汉字。这件事情短期内难于实现，主要原因是普通话还没普及。……如果要求一个普通话不及格的人用汉语拼音字母写文章，他是写不出来的，或者他写了出来，别人看不懂。”
从最初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来看，很显然，决策层最终还是保持了冷静，没有冒这个风险。那么，这一“坐等”到底有多长？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份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普及普通话。不过，王力的一句断言，实在令人对这一宏伟目标担心——“不能等全国语言统一了才实行拼音文字，那样，一百年、一千年也改不成拼音文字。”
二、文言。汉语拼音文字的第二道难关为文言，王开扬先生对此有如下的解释：“文言离不开汉字，汉字支持文言；白话可以拼音，拼音只能拼写白话；要想改用拼音文字，就要清理残存的文言；残存的文言因为‘向来沿用’、‘平常用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就阻碍拼音文字登上历史舞台。”“为什么汉语拼音文字只能拼写白话，不能拼写文言呢？因为文言文让人听不懂，必须通过写出汉字，依靠汉字的区别度来‘看’得懂；汉语拼音文字是再现语音的，语音本身已经让人听不懂了，那么语音被再现得再逼真，也是白搭。现代汉语的白话是汉族人相互听得懂的，否则汉族人就没有口头交际了；既然白话是听得懂的，那么用汉语拼音文字再现出来的语音也就看得懂了。”他并且对如何“清理残存的文言”提出具体措施：一是不通篇使用文言；二是白话中不夹用文言词；三是引用古人的文言语句在其后用括号给出白话的译文，或者干脆直接引用白话的译文，不再出现文言的原句，用括号注明是译文；四是把某些过于深奥的成语改造成浅显的成语或者翻译成白话，用与过于深奥的成语意思相同的浅近的成语，在此基础上确定成语的拼写格式。
建议虽多且好，真要执行，却是不易。首先，所谓“不通篇使用文言”，与告诫“不通篇使用英文”一样，便很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效果。对于主要靠“吃”白话长大、多半时间花在英语上却又没学出个什么名堂的当代人来说，能够做到条理清晰、文从字顺，也就堪称“秀才”了，哪里还敢奢谈什么“通篇使用文言”！
通篇用不了文言，中间夹杂几个“之乎者也”倒是很有可能。而王开扬先生的免疫法是：改单音节词为多音节词：例如不说“叟”，说“老头儿”，不说“冠”，说“帽子”，不说“故”，说“所以”，不说“虽”，说“虽然”，不说“师”，说“老师”或者“军队”，不说“椅”，说“椅子”等等。
于是，“童叟无欺”成了“童老头儿无欺”，“张冠李戴”变为“张帽子李戴”。其余“冠军”、“皇冠”、“桂冠”、“挂冠”、“免冠”、“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勇冠三军”、“衣冠楚楚”、“衣冠禽兽”、“冠冕堂皇”、“冠盖如云”，读者不妨自行替换，体验效果。
又如，“魂系中华”，在王先生眼里，也属于“残存的文言”，有待清理，故建议改成“时刻挂念着祖国”，据说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可以“用拼音字母按照‘词’为单位连写”了。于是，“魂系中华系列丛书”、“魂系中华大型音乐晚会”等等，也统统成了“时刻挂念着祖国系列丛书”、“时刻挂念着祖国大型音乐晚会”。这已不仅仅是“汉字现代化”的问题了，甚至连汉语也打算一并现而代之，代而化之。
今人的问题不好解决，那么古人呢。王先生的办法是——白话文言。就这一点我们来做两个实验：
第一，古人原句加白话译文——噫吁戏，危乎高哉！（哇塞！好高好危险哦！）
第二，直接引用白话译文——孔子云：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来，我好开心耶！
王先生最后一条建议事关“成语改造”，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将一本成语辞典从头查到尾，以确定哪些“深奥”，哪些“浅显”，然后像英语词汇表一样，分别标上类似于“中学”、“四级”、“六级”之类的符号，再将“六级成语”（或许还要包括不少“四级”）改造成浅显的成语或者翻译成白话。只是如此巨大一项工程，不知该由谁来做，完工以后，又能否得到认可？
《汉字现代化研究》这一小节的标题为“汉语拼音文字对于语言规范的要求”。很显然，这里所谓的“规范”绝不仅指病句错字之类，而完全是针对文言而来的。换句话说，著书立说，一旦出现文言，便可斥为“不规范”，有待整改。遗憾的是，作者自己定下规矩，自己却难遵守。我们从书中随便挑选几例：“象形法有种种局限性，复杂者难象其形，抽象者无形可象。”“汉代以后，字形变化相对较小，词音、词义则不断地产生变异，真所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这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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