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逼问剧场

作者:赵 川




  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希腊剧作者写的剧本里,歌队并不是个抽象群体。一出戏中的歌队,往往是一群特定的人。比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歌队是由忒拜城的十五位长老组成;埃斯库罗斯的《七勇攻忒拜》中的歌队,设定是城中妇女等。这种群体身份的确定,涉及歌队在与以个人面目出现的角色互动时,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视角和约制关系。歌队令人或神的任何行为,都不得不面对人的社会。歌队是一种间离,它宣告英雄或懦夫行为被看见,在社会关系中被衡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舞台和情节一开始不过被当作幻象,只有歌队是唯一的‘现实’,它从自身制造出幻象,用舞蹈、声音、言词的全部象征手法来谈论幻象。”等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剧作家阿努依重写的《安提戈涅》中,歌队已像是个影子或旁白者,全然没有希腊时期的自信和光彩。在那样的剧场中,一切问题都成了个人心理结构上的微妙问题,再重大的社会关联,也仅是靠了那点个人品性来促成或瓦解。我想起那个时候,不正是法国元气大伤的时候?
  
  十月,台北“38度线”
  
  十月中旬的《台北38度线》不是《38线游戏》的台湾版,而是延伸出的新作。在台北演出后的座谈中,台湾作家阮庆岳提到当今台湾小剧场大力强调声光色舞台效果,他赞赏这出戏重用语言。在其他交流谈论中,被提及并引起我联想的,还包括真实的身体、危险感、一人一故事剧场、贫穷剧场和残酷剧场等……
  王墨林在光州时已决定要将《38线游戏》拉去台北演。参加他接手牯岭街剧场后的第一个活动,台北、香港和上海的“三城戏剧共同体”。但“38线”不只是游戏也是现况,草台班的人马没法都过去。由于制作上的一些问题,台湾演出也不会提供酬劳。夏末秋初天气很爽,但我一直在为如何重做这出戏焦虑。
  如果把“剧”和“场”拆开来看,“场”不只是指演戏的具体地点,而是它的大环境,包涵那个场域里的人。剧和场可以相互刺激。我想“剧”对“场”要有针对性,戏跟那个社会场域得直接有关。最后方案是邀请台湾的王墨林、钟乔和上海的张献等直接上台演戏。我相信这几位有阅历的知识分子,他们脸上的皱折,形体上的岁月痕迹,放到舞台上就会产生“戏”。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些关注社会,勇于表达自己立场的人。我决定把问题扔到台上,让这些熟悉剧场空间,思想成熟的人去探讨或解决。而且,对于从“38线”引申出的海峡两岸的命运和现状,这大概也是最直接的介入方式。这出戏没有经费,只有四天排练时间。这样的戏为什么还要做?因为“戏剧不是防空洞,也不是避难所。生活方式就是通向生活的道路”。彼得·布鲁克在为格罗托夫斯基的《迈向质朴戏剧》的序里如是说。
  牯岭街剧场被横过来用,表演空间占了剧场全部的三分之二。七位剧场工作者,两位大陆的,五位台湾的,他们在我给出的大框架和部分内容外,自己即兴发挥、碰撞。成熟的男人们讲政治,追问生命,年轻得多的女人们却更辛苦地挖掘自己。他们在表演区里讲自己的身世来历,又要回应不断硬性穿插进来的朝鲜战争话题。他们时而是群众──歌队里的一分子,历史中忽隐忽现的无名身体;时而又是用话语建立自我身份的个人。不是群众时,他们在台上是真名实姓的自己。
  真实身份和即兴对话,给演出带来压力。作为角色的自己和真的自己不易分清。这已超越了间离。在演出现场,有时演员会感觉重复了上一场的台词,原本诚恳的表达就变得虚假。于是他们会就同一个问题,在台上不断挖下去,下一场企图挑战上一场的自我……我坐在观众席里,每场看到些意料不到的掘进。到这时,语言已经不是说明性的,不是对白,它有了肉质,像身体一样有触觉,占据空间,被踩踏或挤迫时会疼痛。
  在习惯被用来虚拟人生状况的剧场空间里,这样逼问真实的挖掘甚至让我觉得残酷,像阿尔托式的“我对我自己残酷”。但表演就此被取代了吗?布鲁克讲过,“在世界上某个地方,表演是一种为之彻底献身的艺术,是一种苦行僧式的和毫无保留的献身”。在《台北38度线》演出的某些片段中,他们做到了这样一种表演。幸好戏只演四场,而且即兴部分不多做排练,要不然这逼问太残酷。
  这出戏演员们在台上大讲“统独”。王墨林将“38线”与台湾“戒严”史挂钩,钟乔论及当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影响,张献执意于他的无疆界理想。有的更直接谈论剧场外的台湾社会问题。演员之一的陈忆玲,现场促请观众去参加下周某场街头示威。大陆的吴梦与台湾的林淑玲,则不断梳理排练和演出中产生的她俩人的“两岸关系”。王墨林讲:在台北的剧场里,由一个大陆编导挑头来回望历史,直面统独,不仅残酷,更是一件危险的事。但事情也有另一面,那天演出后,作为戏的延续的座谈会并不踊跃,草草收场。之后我却被拉去剧场楼上的咖啡馆,那里有十几位生活在台北的外埠新娘,刚刚一起看完我们的戏。她们不习惯剧场里的座谈,却有话要讲。戏里的身份问题、个人和制度的关系,触碰到她们的身世。她们对《台北38度线》的接受和解释,让我吃惊。
  
  十一月,逼问剧场
  
  秋尽冬来,我又坐在上海的书桌前。在消费社会的剧场中,观众是被服务的对象。剧场演出作为产业商品,要经受种种标准化的市场品味的约制。很多生动的力量和直逼问题的棱角,因此被修剪、削去或磨圆。从两出没有职业演员、依靠热情完成的“38线”,让我想到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服务于消费社会的精湛剧场美学之外,也是有更朴素直接的剧场方式。
  设想一种剧场,它或者具有如布鲁克所说“经济拮据反而不是坏事”的品性。首先,它肯定不是出于形式主义艺术革新的需要,而是想要完善一种对剧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社会生活是这种剧场主要关心的对象,关心的方式不是反映,而是着力于穿透和更实质的介入,像是追问,甚至逼问。因此套用一个朋友的说法,是要“像绞毛巾一样”地一遍遍绞出真实。这真实绝不是自然主义式的模拟、贴近或仿造。这种剧场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逼近自己的、个人的和社会群落的真相,逼问的过程便是戏剧。它成为反省生活以及其中种种问题的途径。如果要问民众是谁?反省在针对他人之前,必须首先针对自己,否则难以有效。这样的剧场是严厉和严格的,它不做戏,而是催促戏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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