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从那霸到上海
作者：孙 歌
波平教授把这种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称为“基地经济”。我在德国也听说过类似的状况，当美国决定部分撤离驻扎在德国的部队的时候，引起了基地周边依靠基地为生的德国人的抗议。但是美国在德国的驻军并不多，对德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冲绳相比。冲绳的面积不到日本国土的百分之一，但是这里的美军基地却占了整个驻日本基地中的百分之七十五。基地经济在这里是最基本的结构，它牵制着整个冲绳县的命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赶走美军基地的社会运动变得异常艰难，它不仅需要对抗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国家政策，而且还要面对自身的生存困境。“自由”在这块土地上，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字眼，而是一种需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艰难抉择——我在冲绳学者的发言中感觉到了它。
从那以后，一年过去了。在二○○五年这一年里，日本本土和冲绳的社会运动人士为了赢得边野古的抗争，展开了全面的抗议活动。在边野古静坐的同时，东京都的日本防卫厅前面也定时举行着抗议示威活动。冲绳县政府在民众的推动下，也终于开始对日本政府表示了有节制的对抗态度。由于稻岭惠一知事反对在边野古填海造基地，日本政府计划在二○○六年国会讨论中提交一项特别立法议案，把冲绳的制海权从冲绳县知事那里转移到日本政府手中。同时，日美政府在十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意见书，表示将要把基地建设地点从边野古转移到邻近的海域。不但日本自卫队将参与军事设施转移过程，日本政府还将全面负责提供美军基地转移的费用。冲绳与日本的舆论开始对于“法制社会”的有效权能发生怀疑。有人指出：政府随时可以不顾国民的意志强行立法，法制仅仅作为一种程序，并不必然地保证社会公正。日美政府在冲绳的所作所为，以最极端的方式暴露了法制理念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暴露了在西方社会内部尚可局部有效的“法制”实践，在不平等的东西方关系中是如何毫无矛盾地转化为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
在这同一年里，中国社会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为了表达对于日本申请入常和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的抗议，四月开始陆续发生于各地的自发性游行揭开了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序幕；而接下来台海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也带来了东北亚政治格局新的可能性。在这一切变动中，最值得瞩目的是中国社会对于日本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心。尽管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这关心显得有些稚嫩，但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毕竟开始显示比单纯仇日的情绪更有建设性的追究态度和反思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我度过了二○○五年的圣诞节，这次是在上海，在一个与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竹内好论文的外文翻译本，至今已经出版了中、韩、德和英文四种，而且都集中于二○○四年到二○○五年前后。有关竹内好的学术研讨会，二○○四年九月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举行的是世界上的首次，而这次的上海会议则是第二次。这个会议令人兴奋的，在于与会者基本上都不是日本研究者，而多是不谙日语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或者这种会议可以最有效地证明一个思想家的能量，同时也可以最有效地摸索在不同文化中激活思想遗产的途径。对于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接受竹内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场战争和战后的冷战格局阻隔了我们与日本知识分子有可能建立的沟通，我们从未有过上一代人在危机状态下与日本知识人“亲密接触”的经验，没有过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理性抉择的困境，这使我们不像上一代人那样可以在历史状况中理解日本知识人的个体经验，而更易于把中国和日本作为先在的前提。正是因为如此，在上海大学举行的这个以鲁迅和竹内好为主题的研讨会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显示出不以日本研究为业的中国学者们对于日本思想进行着艰难探索。这是鲁迅度过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城市，是“卢沟桥事变”之前充满混沌与不安的地方，在这个空间里，曾经产生过相当复杂的思想斗争方式，因而在这个空间里对于竹内好的阅读绝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一个日本思想家，它更与我们自身的思想状况相关。
身在上海，我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年前圣诞时分的那霸。一个似乎被一年时光掩埋的场景。
在那霸有个世界和平公园。我已经不能准确回忆起这个公园的名字，但是却清晰地记得这个公园的景象。这个临海而建的公园，准确地说，是战死者的墓地，里面排列着同样格式的墓碑以及纪念碑。在公园入口处的大型广场上，黑色的石质墓碑依次排开，上面以小字刻满战死者的名字；而在广场后面纵深之处，则是以日本各县为单位祭奠冲绳之战战殁者的纪念碑。在墓碑广场，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大小平等地镌刻着日本百姓和日本军人，以及美国军人战死者的名字，也包括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朝鲜和韩国雇佣兵中战死者的名字。每年到了八月十五日，这里总会有一番奇特的风景：纪念死者的日本百姓和美国大兵，经常是并肩站在一起，各自献上鲜花。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经常强调的一个借口是，日本的风俗是视死者为佛，无论他生前是积德还是造孽，人死了，一律平等。但是，在日本真正体现了这个风俗的，绝对不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靖国神社，而是那霸的这个和平公园。当年小泉刚刚就任首相，正为选择哪一天参拜靖国神社而踌躇的时候，曾经来到过这个公园。小泉面对在墓碑前并肩默哀的美国军人和日本平民，面无表情地站了一会儿，既未献花也未参拜，掉头走开了。
我问冲绳朋友这个公园的缘起。他们告诉我说，九十年代后期，当时的冲绳县知事到美国访问，发现美国人纪念二战的阵亡者，只纪念自己人。这位知事发愿，一定要在冲绳建立一个跨越国界纪念死者的纪念公园。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克服了当地人的对抗情绪，终于建立了这个地方。我在街头探访冲绳人，得到的回答不尽相同，有人说他们从来不去这个地方，冲绳人自有自己的祭奠之地；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个噱头而已。但是也有人认同这种方式，他们的说法是，人死了，不会再作恶，一起祭奠供养，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猜想这公园的缘起或许还可以有更多种解释，政治的，策略的，经济的……然而缘起并不一定可以解释一切。当这个公园落成、这种祭奠形式出现了，它就开始脱离那个成因，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我不能把这宽容的墓碑和边野古的抗争，和冲绳人在“基地经济”中的苦恼困惑分割开来看待。当美军不顾冲绳县知事的抗议，在冲绳的金武町展开城市实战演习，让这个小城镇充满枪炮声的时候，当边野古的非暴力抗争并不能阻止美军的水陆两用装甲车沉入海湾污染那片纯净海域的时候，当频发的美军士兵针对当地幼女的性暴力破坏着冲绳人日常生活安全感的时候，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冲绳人想到要去破坏那个象征着平等和宽容的和平公园？或许，在冲绳人的政治本能里面，蕴含着比单纯的愤怒更为深厚的情感和判断力？
这也正是我在上海思索的问题。引起我这份思索的，是一位上海的近现代文学史专家引我参观当年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故居和左联纪念馆等历史遗迹时的介绍。这位熟悉上海人文地理的学者引导我确认了鲁迅在上海先后住过的三个寓所和藏书室，指点了鲁迅每天从家里走到内山书店的那条隐秘的小路，告诉我鲁迅如何在白色恐怖状态下到那里接待客人并接收信件。他还一一告诉我左联作家们的故居所在。这些故居，除掉鲁迅去世时的那个大陆新村九号公寓还保留着之外，其余的早已经面目全非，只有上海市文物局钉在墙上的牌子显示着这些老房子里面隐藏着一段历史。我惊讶于这些故居相距那么近，就连鲁迅的三个故居和他用日本人的名义租下的藏书室，也彼此相隔不远。问起缘由，那位学者指点着离昔日内山书店不远处的一个挂满银行招牌的建筑说，那是当时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因为有了它，周围充斥了大量的日本侨民，使得国民党特务来这里活动不太方便。鲁迅在上海的第二个寓所，拉摩斯公寓，就在这个恐怖建筑的对面，鲁迅每天从窗口就可以看到对面岗楼上日本兵换岗，也曾经在“一二八事件”的时候被从窗口打进过一颗子弹。而正是因为这里可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集结了中国那个时期的左翼作家们。他们相邻而居，往来于并不安全的日本人聚居区，从事着艰难的文化救国运动。日本侵略者的阴影，被用来掩护了中国的民族魂，在那充满各种陷阱的战争时期，生活在上海的普通日本人并不一定是朋友，也不一定因而是敌人；同是中国同胞，也并非全都可信，更何况“借刀杀人”的把戏随时可能上演。在这危险的不确定关系中，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中国进步知识人，究竟有过什么样的猜疑，什么样的压力？而在日本海军司令部旁边生活的鲁迅，在他晚年与日本人的密切交往中，究竟如何处理信任与警惕的问题？更进一步说，他在那个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究竟是如何感知“日本”与“日本人”，如何在他的文化政治选择中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