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竹内鲁迅”三题
作者：李冬木
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竹内好有着非常矛盾的说法，他先前认为“鲁迅从日本文学中吸收了很多东西”（《鲁迅与日本文学》，一九四八），晚年则说鲁迅留学时代“与日本文学并无干系”（《鲁迅文集》第一卷解说，一九七六）。有这种矛盾也并不奇怪，因为先前说的“有关”，主要是借助周作人的回忆，后来否认“干系”，也与后来不再看重周作人有关，更何况“竹内鲁迅”的体系本身便很排斥一个与明治日本有关的鲁迅。也就是说，他最终还是否定了鲁迅与日本“文学”的联系。因此鲁迅关于“奴隶”的言说也就更不在话下，在竹内好看来，那完全是鲁迅本身的独创价值所在。
日本的下一代学者在继承竹内好的前提下，实际都不约而同地对竹内好的关系否定说提出质疑，如竹内好的“正统追随者”伊藤虎丸的工作起点，就是在日本明治文学当中“试图搜寻至少可能存在的与‘鲁迅型’共通的接受近代的模式”（《鲁迅与日本人》，一九八三）。这一代学者（又如松永正义、北冈正子、中岛长文等）的努力以及所发现的越来越多的鲁迅与明治文学的“共通”，事实上已经推翻了竹内好“无干系”的假说。笔者也愿意在同一个方向上思考问题，想要知道鲁迅到底都读了哪些日本书。
关于日本，关于鲁迅的留学，周作人作为同样过来人，早年谈得较多，后来就少谈或者竟不谈了。比如说“丘浅次郎”罢，周作人说鲁迅学会日语的最大意义是读懂了他，但竹内好似乎到晚年才实际扫过他一眼，但除了“呈新味横溢之观”（《近代日本思想大系》，一九七四）一句外，未置一词。伊藤虎丸虽试图寻找日本明治的“鲁迅型”，但遇到丘浅次郎时，也把他排到与“鲁迅型”对立的非鲁迅型的行列去了。
鲁迅没有排斥丘浅次郎，而是贪婪地默默吸收了他［这是笔者关于近年所作的研究课题的结论。可参见《鲁迅与丘浅次郎（上、下）》（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87／2003、88／2004）］。令竹内好抽取出“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这一命题的鲁迅关于“奴隶与奴隶主”关系的言说，基本上是来自丘浅次郎。两者之间，已经不是“共同的时代教养”或“氛围”所表述的那种暧昧模糊，无法捕捉的关系，而是实打实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鲁迅读透了后者并将其化为自己的一块坚硬的思想基石。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对丘浅次郎的漏看，固然是“竹内鲁迅”界限的有力例证之一，但新的可能性也由这界限孕育而生。由此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鲁迅并不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的“近代”之外，他也是整个东亚近代知性链条上的一个“索子”，例如，如果说丘浅次郎的学说提出了“中间物”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使鲁迅为自己在“古今”和“东西”这两个维度上确立了位置，而这一位置又正是东亚“近代”整体所处的场域。
就鲁迅与明治日本知识共有的关系而言，也不妨把日本的近代看做是附着在中国近代身上的影子，了解日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去捕捉自己的影子，而在于重新了解中国近代本身。中国的近代到底是怎样一种近代呢？笔者期待着从鲁迅那里获得答案。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于大阪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