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竹内鲁迅”三题
作者：李冬木
“竹内鲁迅”从最初介绍到中国至今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仍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
中日上一代学者在八十年代初开展交流，并且合作将日本的鲁迅研究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都对“竹内鲁迅”这种“异质性”有着明确的认识。例如，一九八三年刘柏青先生访日之后，对日本的鲁迅研究做了详细介绍，他在高度评价“竹内鲁迅”在日本战后思想史上的开创意义的同时，又对“竹内鲁迅”表示出了极大的保留。这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了“竹内鲁迅”与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在鲁迅认识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他在介绍时，有意以竹内好之后的日本当代鲁迅研究来“淡化”这种差异:“‘竹内鲁迅’只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它的许多论点，都被后来的鲁迅论，克服了，修正了，超过了。所以，‘竹内鲁迅’的真价值，未必是表现在这些不大正确的学术观点上面，而是另有所在。”（《鲁迅与日本文学》，一九八五）交流了二十年后，伊藤虎丸先生的看法亦与当初没有什么不同。他在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仍就竹内好的《鲁迅》指出，“从日中思想交流这一方面来讲，这本书同中国的鲁迅观、文学观的距离是最远的”。竹内好笔下的“鲁迅形象，即使只作为文学观本身的问题，不要说要和中国历来的鲁迅形象发生正面冲突，从一开始就很难找到对话的接点的”（《战后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记〉》，《新文学》第三辑“伊藤虎丸先生纪念小辑”，二○○五）。
因此，把“竹内鲁迅”导入到中国的鲁迅研究里来，从一开始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一九八六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竹内好《鲁迅》的中译本，可以看做“竹内鲁迅”本体直接进入中国的开端。只是印数太少了，据说只有两千册，就物理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缺资源，以至在后来的十五年间“竹内鲁迅”几乎没在中国鲁迅研究核心刊物乃至鲁迅学史当中留下痕迹。
笔者十分庆幸这二十几年间“竹内鲁迅”一直以澹然的“间接”方式存在，直至最近才出《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二○○五）这一译本，否则会因它的“异”而早被反掉。其实，这其间（尤其是近年）在中国看到的日本鲁迅研究，更多的倒是竹内以外的“鲁迅”。伊藤虎丸、北冈正子、木山英雄、丸山升、竹内实、片山智行、丸尾常喜、山田敬三、藤井省三等等的“鲁迅”都陆续被译介进来。对这些“鲁迅”进行整合将是有趣和有意义的题目，但那时可能会发现它们的初始点还是“竹内鲁迅”。这倒并不只意味着上述“鲁迅”都居“竹内鲁迅”之后，又都从不同的问题角度在延伸或修正着前者，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保持了与“竹内鲁迅”相一致的相对中国而言的“异质性”。
“异”者何也？个性也，主体精神也。“竹内鲁迅”本身实际早就回答了去年上海讨论会上的一个问题，即日本今后还会不会产生“竹内鲁迅”？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竹内鲁迅”作为一种“个”的存在，只能是唯一的，它最大的可能性是昭示给人们日本思想史当中的一种个性以及为保持这种个性，一个思想者在压制面前所付出的艰巨努力。当这种“竹内鲁迅”进入到中国鲁迅研究的话语中来的时候，也即意味着探寻个性即主体性的问题——至少，在“竹内鲁迅”对李长之的转述中，还可以看到中国的鲁迅研究在保持思想个性方面所曾经具有过的可能性。
“竹内鲁迅”的学术基础
那么，什么是“竹内鲁迅”呢？就其具体内涵而言，笔者同意山田敬三在《鲁迅的世界》（一九七七）一书中的意见，即指三本冠以“鲁迅”之名的著作，它们是《鲁迅》（日本评论社，一九四四年初版，一九四六年二版，创元社一九五二年版，河出书房一九五六版，未来社一九六一版）、《鲁迅》（即《世界文学指南·鲁迅》，世界评论社一九四八版，后改版改题为《鲁迅入门》，东洋书馆一九五三版）、《鲁迅杂记》（世界评论社一九四九版）。后两种在形式上为战后的作品，但竹内好的鲁迅论，原已在战争中写下的《鲁迅》当中集约性地表述出来，就是说，这三本当中的核心作品就是一九四四年的《鲁迅》。
如果还需要做一点补充的话，那么笔者以为，还应该加上竹内好本人对鲁迅文本的翻译。
就个人兴趣而言，笔者倒是希望有人来探讨一下竹内好在写作《鲁迅》时所借助的思想工具或者说“思考”工具。竹内好究竟借助了哪些思考工具（即知识）生成了他的“鲁迅”呢？在《鲁迅》（以下使用的文本均依照收在《近代的超克》内的《鲁迅》）中，中国读者最容易找到的恐怕是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不过，这个李长之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很陌生，很遥远了，虽是语言相通的国人，在读竹内好的《鲁迅》时，也未必是能借得上力的捷径。竹内好说“我买他的账”。他有时和李长之纠缠在一起说不清，有时竟能一口气引述两千多字以做“对象化”的处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长之在“竹内鲁迅”那里所衍射的思想活力以及实际发生的触媒作用。李长之倒是因竹内好在日本很成为“常识”，——但这已不是竹内好，而是要不要把李长之作为一种优秀的学术传统重新捡回来的问题了。
竹内好在北京留学期间正对女作家冈本鹿子的作品着迷，直到几年后动笔写《鲁迅》时还保留着对前者的“好得令人惊叹”（《北京日记》，一九三七——一九三九）的记忆。打一个很“土”的比方，就像过去“张大娘”在说别人的孩子时总爱说“这孩子就跟我们家二小子似的”一样，用来做比附的人和事总是最亲近和最熟悉的。在竹内好走进鲁迅时，冈本鹿子所扮演的角色就类似这样一个“二小子”。不，或许竹内对后者的沉溺与痴迷远非可以轻易出口的“二小子”可比。冈本鹿子“收拾”自己的“那些零零碎碎”“就是写小说”，而鲁迅的“收拾”，“不是写小说，而是‘不写’小说，或者说，在言辞不加修饰的意义上是‘写不出’小说”。就是说，竹内好对鲁迅“写不出”小说的这一断言，是借助冈本鹿子发出的。以笔者之管见，能像冈本鹿子那样把“爱的烦恼”写得那么美，那么惊心动魄的诗人和小说家还不多见。读了那些诗歌和小说，才会觉得竹内好把她用得恰到好处，或者说冈本鹿子帮助竹内好完成了对鲁迅一个侧面的阐释。只可惜冈本鹿子至今还没有一个中译本，因此，在中译本《鲁迅》里不论加上多长的注释，也无非等于告诉读者有这么个陌生人而已。真的，那么漂亮的作品怎么就没人译呢？
中野重治恐怕也是促成《鲁迅》写作的重要人物。中野重治之于竹内好的重要性，不下于他在日本文坛的重要意义以及给“转向”、“抵抗”所赋予的内涵。这倒不只因为后者在写作《鲁迅》时，“有些方法是从中野重治的《斋藤茂吉笔记》上学来的”（《创元社文库版后记》，一九五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不曾有鲁迅传的时候，中野重治就写了《鲁迅传》（一九三九），虽然还只是篇呼吁鲁迅传应该在日本被写出来的随笔而不是鲁迅传本身，但自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一九四一）起，日本的鲁迅传和传记文学却都是在这个随笔之后出现的，至于竹内好的《鲁迅》，恐怕有着另一层更深的关系，以至竹内好到死都会在所有鲁迅传记中最先想到这一篇（《日本的鲁迅翻译》，一九七五）。现在知道中野重治的人恐怕已经不多，先前也确曾有过若干介绍，那还是我们这个国度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学的时代。
最后是西田几多郎（Nida Kitaro,1870—1945）和芥川龙之介。关于后者，中译本有注释，而关于前者却没有注释。竹内好在一九五二年再版自注中说：“由西田哲学借来的词汇随处可见，它们是来自当时读书倾向的影响，以今日之见，是思想贫乏的表现。”我在翻译时，由于相信了竹内好的话，没为西田几多郎做注，现在看来是一个缺憾。按笔者个人的读书感觉，所谓西田哲学的术语，在《鲁迅》中虽不一定“随处可见”，但一定出现在那些十分绕口却又精彩的段落里，如果只在“术语”层面，那么事情或许简单，但问题是在竹内好思想中执拗坚持的“鲁迅”、“中国”、“亚洲”这一视点当中是否也连接着西田哲学的根干部分，即在东洋精神的“自觉”基础上，积极导入西洋哲学，以探求东西思想的内在融和与统一。西田几多郎以东洋自觉之上的东西融和论，在明治以来的哲学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是日本一九一○至四十年代哲学思想的代表，故有“西田哲学”之称，所谓“京都学派”即指西田学派。据说，当年有许多东京的学生特意赶到京都来听“西田先生”的课，虽不知其中是否有竹内好，但由他的“读书倾向”也的确可窥知其影响之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