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文化研究关键词（四）
作者：马海良 孟登迎
“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等重要著作中阐发并倡导的一种批评方法，以开阔的社会视角和自觉的政治意识与形式主义美学形成强烈对照。
在当时的主流批评家们看来，文化与物质是相对立的，文化属于形而上，物质属于形而下，很难设想把它们并置起来。这种主流文化观念其实也是英国的传统观念，从浪漫主义以来，英国人习惯地将文化看做一种精神的、意识的、思想的东西，而且从人的“类”属性和规定性上认定文化的至关重要性，认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有这个“灵”，即心灵和精神能力，这种能力及其活动使人们能够超越沉重的生产劳役和物质束缚，保持人的高尚特出，保持人性的光亮。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文化必然跃升为一套高悬的价值指数，而且它离形而下的物质现实越远，价值越大。换句话说，传统文化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它与物质范畴的必然分离和疏远。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看出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物质化的做法与传统的将文化精神化的做法之间的根本差异。
与文化/物质的二元概念相反，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指的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或过程。威廉斯明确强调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一种理解形形色色的社会和物质生产的方式……一种理解与作品相联系的且变化着的艺术范畴的方式。我把这种立场称为文化唯物主义。”但是将文化完全物质化，等同于物质过程，显然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模式有出入。事实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是在修正上述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至少是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沿用了浪漫主义的文化概念，将“文化”看做一种精神范畴、意识形式或知性和想象的产品，然后套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公式，让后者从属于并往往是机械地“反映”前者，结果是做出了许多已经被历史证明为十分荒谬的理论判断和“政治预言”。
可以说，威廉斯一方面反对将文化视为纯粹精神范畴的英国传统定义，另一方面想纠正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某种马克思主义偏颇，这双重动机将“文化”概念径直推入和融入“物质”范畴之中。抓住这一点，就会深刻理解威廉斯“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命题中的“整个”二字的深刻含义。
衣食住行，思维言语，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能把“文化”设想为某种从杂乱无序的生活中过滤分离出来的特殊成分或高级品质，譬如一套观念、价值体系或上层建筑，也不能将生活中的某些部门划入文化范畴，而将另一些领域排除在文化范畴之外。进一步说，所有的文化形式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在文化唯物主义者手里，长期固守的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界墙被推倒了，这一思想引发了文化研究派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自由设立研究对象的做法。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文化不只是那些已经概念化的范畴和程式化的形式，而往往更多地融入看不见的日常行为和经验当中。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作为社会经验的文化，“并不一定要显现为公开的公众的形式……而总是潜入各种关系的深层之中……即使将它分离出来，它也不是豁然呈现或断然切割出来。它表现在实际的家庭或个人经验之中”。威廉斯用“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来描述这种以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方式表现的文化活动，它是社群中的个体所共有、使交往成为可能、使一代人能够对他们所继承的世界做出反应的一种感觉结构。由于是一种“感觉”结构，所以它只能存在于人的活体身上，一旦活体不在，载体已逝，“感觉结构”便也停止作用了。在这里，与其说威廉斯可能贬低文献形式的文化的价值，认为离开我们当下生活的关于彼时彼地的传说和记载总是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成分，不如说他通过“当下”、“经验”、“感觉”、“情感”等鲜活的词语，突出强调了文化所具有的彻底的物质性和实践性，所以威廉斯说，文化唯物主义是“关于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各种具体情况的理论”。
如果说生产物件、制造用品的劳动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那么制造所谓的知性和想象性产品的活动也是一种物质实践，因为这种活动及其产品同样介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实践，也是在说文化是一种过程，是一种绵延逶迤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实际的分析操作中只能截取局部的文化片断来把握审视，也可以看到这一片断总是过去的传统文化、现在的统治文化和隐现的新生文化的交织物。作为一种实践过程，这个交织物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停地发生着调整、包容、侵入、改造、兼并、斗争、摧毁等变化，传统文化被反复重估和拣选，统治文化一再受到挑战和改造，新生文化不断壮实。
文化唯物主义不仅是一套关于文化的理论、立场和态度，而且也是一套方法论。“组织”、“结构”、“模式”、“关系”、“整体”等，是文化唯物主义语言里的一组关键同义词。既然“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而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那么文化分析就应该从“整体”出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具体对象。这里的“整体”更多强调的是“关系”，也可以说，“整体”和“关系”对威廉斯而言基本上是同义词。他主张做文化分析时，将对象视为一个关系复合体，研究对象内和对象外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多重关系。这样的关系总是具体的，而且各种关系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前景”与“背景”之分。批评家只有抛开一切预设的体系、纲领、原理、公式，以自己的感觉和智慧直接贴住对象，才能看到多重关系网络中的对象的意义，才能把握一种文化形式的实际“组织”、“结构”或“模式”。
如果说文化包括了所有的实践形式，而且各种形式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意义，那么从实践主体的角度来说，文化过程的所有参与者也不应该有高下之分，文化属于全体社会人，而不是有闲阶级的专利。威廉斯倡导一种人人参与其中、集中社群智慧和创造力的“共同文化”，这是一种“民主的”文化，因而也是一种充满活力、不断更新、永远开放的文化，它的无限潜力决定了它的前景是无法限量的：“文化是共同的意义，是全体人民的产物……如果以为任何这样的意义是可以预先设定的，那将是十分愚蠢和自以为是的；这些意义是通过生活来产生的，其产生和再产生的方式是我们所无法事先知道的。”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的政治意向是十分明确的，当然通向理想文化的道路也是漫长的。
（马海良）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简称ISAs）源自法文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誆tat，是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首先创用的一个概念。由于阿尔都塞首先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到社会物质生产结构当中进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将意识形态当成精神现象或理论(知识)体系的普遍思路。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等人对于国家和意识形态所做的理论探讨，最终将主体建构、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国家机器等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揭示出主体及主体性被建构的物质基础和体制结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