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赖遥契玄理一脉
作者：孙 波
这是一种永不涸渴的泉水，没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满汲着黄金和珠宝上来！
梵澄是二十世纪中国兼及中、西、印三大文化圈之思想学术研究的屈指可数者——这似乎在人文学术圈没有异议。但是，问题在于：先生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兼及？其学术研究的取向又指向何方？大概是由于先生的经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由印度返回祖国）和性格（不喜显扬，不接受媒体采访，不为自己祝寿或开学术研讨会之类），甚至连学术界对他了解都不多。谈到他时，常听到的话是，“学问了得”之类。稍熟悉者，便是“翻译尼采”，“翻译印度经典”，“小学功夫深湛”云云。这些，都是局限在“学识”层面上的说法，那么，果真如此么？
通校几番先生重要的文字，涌起的最大冲动便是要脱出这常见的“栅栏”。固然，先生的文字，大多为翻译和经典的章句注疏，他也曾亲口对我说过：“我自己的文字不多，主要思想都在序、跋里了。”可是，依我现在对先生的了解，深切地感到在他的翻译与注疏背后，苦苦地同时又是振奋地沉隐着一份文化命运的期待。我们可以看作他就是在做源头的工夫，这好比疏浚河道，加固堤岸，为的是让上流之泉顺畅而下，因此首先要做这“第其穷在源头，不向支流摸索耳”的工作。而梵澄一生的追求，又如他所云:“我所锲而不舍的，如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跋旧作版画》）天若再假以“而立”，那么，梵澄定会完成自己一系的精神哲学工程。因为，他的致思路向和基本构图都确然在立了。
先生的学思企向，比较集中地融贯在他的专著和对经典的疏释中。《玄理参同》即为代表作之一。笔者在反复的校读中，形成了一个看法，即以为是书虽为印度近世“圣哲”室利·阿罗频多之作，但先生在翻译时所作之“疏释”，不仅字数倍于原文，而且文化视野的广度和哲思独运的深锐，更有进于前者，从而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独立之作，故笔者把它编入第一卷。
先生早年翻译尼采；中年自放于域外，翻译并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经典《奥义书》、《薄伽梵歌》等，以及阿罗频多思想经典；晚年回国后，撰写《老子臆解》、《陆王学述》等。这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哲学的理脉。不能忽略的是，梵澄在青年与中年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与鲁迅的影响密切相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留德回来并寄寓上海的梵澄受鲁迅之嘱开始翻译尼采，第一部译稿即《尼采自传》。为了使该书尽快出版，鲁迅包揽了校对、提供尼采像等工作。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凝结着师生二人心血的第一本译自德文的尼采著作面世了。此后，在鲁迅的建议下，梵澄又陆续译出《苏鲁支语录》、《朝霞》、《快乐的知识》，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评说梵澄“既有旧学根底，又精通德文”，“颇有点尼采气，不喜欢混入任何‘丛’中”。关于《苏鲁支语录》，老年梵澄回忆道：这本书“甚为鲁迅所欣赏。……后下鲁迅属徐梵澄将全书四卷译出，交给郑振铎出版，时在一九三五年。书名乃鲁迅所定，郑振铎作了一页序言，便是书端这序”。是书序云：“这部译文是梵澄先生从德文本译出的，他的译笔和尼采的作风是那样的相同，我们似不必再多加赞美。”
中年梵澄在印度时，其重点学术成就之一，就是翻译并研究作为印度民族文化精神源头的韦檀多学。这又与鲁迅的影响有关。一九○九年，章太炎曾有意率弟子周氏二兄弟，共同学习梵文，以图翻译诸《奥义书》，后因故未成。从价值的关怀之角度来看，这种文化“拿来主义”，实则为精神建设而作，而鲁迅的目的就是“立人”“改造国民性”。“立人”本在“立心”，“改造国民性”旨在民族精神的新塑。如果联系写于此前（一九○七）的《摩罗诗力说》，那么，学习与“拿来”同中国精神重构之间，就有线索可以解读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及其相关文字，思想内涵相当丰富，笔者只能择要说三。第一，各民族源头文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其永久的精神活力。鲁迅明言：“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第二，痛感“华国”之子孙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心夺于人，信不繇己”，鲁迅要借大力以立人，进而富国家强民族。所借大力于何方？即天竺古国之“世界大文”。第三，中国民族精神之重振，必在走出自家藩篱，充分吸融世界文化之后方可实现。“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上述之论，实为提供一个背景，以便连接几十年以后梵澄在印度的作为，即翻译并完成了鲁迅心仪的印度古代之基本经典。据此设想，梵澄与鲁迅之间有着一种渊默的心契，或曰年轻梵澄曾默然立志，时至中年，已做完了鲁迅“交付”的一份伟大的作业。
一九五○年，由于国内时局之变，先生的资助被中断，他离开泰戈尔国际大学，前往贝纳尼斯重修梵文。学习的同时，他着手翻译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圣经”《薄伽梵歌》，之后又译出《行云使者》（鲁迅所提到的《迦黎陀萨》者即迦里大萨[Kalidasa]）。结末，有“稿之译成，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之叹。一九五一年，梵澄来到了地处南印度海滨的地舍里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在此继续他的研究、翻译、讲学和著述，直到一九七八年底。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初的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叶的梵澄，所处的历史之情境毕竟已有不同了。因其不同，故梵澄对于鲁迅之“立人”“立心”的民族精神之建设方向的继承，更要以对精神哲学“锲而不舍”的深研，去支撑并推而进之。明确地说，梵澄做了鲁迅顾之不及的精神建设的学理建构工作。这便是另一件大的工程。鲁迅要借天竺之大力“以振人”，然只知“古典”，不晓“今典”。梵澄到南印度以后，将阿罗频多主要著作译出。阿氏被冠为“圣哲”，是西方三圣之一（余二为“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阿氏早年曾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后退隐地舍里，以精神建设支持民族的独立。他的思想学术成就不仅大大提高了印度民族在世界哲学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而且对印度的近现代历史及未来的前途，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印度的独立建国日（八月十五日）就是以他的生日为定准的。阿氏（一八七二——一九五○）与鲁迅大致是同时代的人，因此鲁迅不知阿氏之“今典”，这是很自然的。置身异域的梵澄在翻译诸《奥义书》的同时，交叉并进地译出阿氏的多部著作。
梵澄于阿氏系列“今典”译述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一九七三年《玄理参同》出版，中历二十年，时梵澄已逾花甲。将“疏释”细细读解，可揣度先生之深意。《玄理参同》，原名《赫那克莱妥斯》（Heraclitus，通译赫拉克利特）。阿氏在这部小书中，以印度精神哲学的眼光去察看赫氏的哲学，以期通过印度和希腊思想的比较，找到两家文化源头之共契处。而梵澄在自己的“疏释”中，将吾华之《周易》、《老子》、《庄子》等传统哲学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中、西、印三大文明系统的比较与汇通。依我的看法，先生之所以选择这本小书，是要借助阿氏的印、希思想对话的平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伟大精神推向世界，并参与构筑人类最高级的文明形态——精神哲学。梵澄是书序言：“世界古代五大文明系统今余其三;三者各自有深厚底精神哲学。——通常说精神哲学，总是与物质科学对举；但从纯精神哲学立场说，不是精神与物质二元；而是精神将物质包举，以成其一元之多元。主旨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至超出思智以上。那么，可谓凡哲学皆摄，即一切哲学之哲学，它立于各个文明系统之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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