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忆施蛰存
作者：黄 裳
与蛰存初识，似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当时他与周煦良同编《活时代》，命我投稿。这是一份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短命刊物。今天知道的人怕不多了。此际先师李林先生新殁，留下未完成的译稿有《奥勃洛摩夫》。他本有译冈氏全集的意愿，冈察洛夫的小说不多，另有《平凡的故事》一种，巴金要我来译出，算是继承李林先生遗愿的一点意思。可是原本却难得，后来托蛰存从某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一八九四年版的Garnett夫人的英译本，得以断断续续译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译文丛书”之一。原书留在我处很久了，始得归还，真是不好意思。
这中间，有时晤面闲谈，我却总不敢打听他与鲁迅先生那场纠纷的始末，他也总不提起。记得黄永玉和我谈过此事，极口称赞蛰存敢与鲁迅论辩的勇气。我想此事的由来大约与当时文坛京海之争不无关系。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林语堂倡始，上海忽地兴起了一场晚明小品热。太阳社成员、过去曾批判过鲁迅的阿英、施蛰存等都编选过晚明作家的小品，蛰存还编印了一套晚明、清人别集，还请周作人为原书题签，在鲁迅看来，是一股京海合流的“逆流”，就找机会加以批评。却放过了阿英，抓住了施蛰存。这就是“庄子与文选”之争的来由之一。
今天看来，这似乎算不上一场有多大意思的论争，但就前面说到的斗争全局来看，就并非小事。在当时也确是一桩激烈热闹的风波。而蛰存因此背上了一个“洋场恶少”的嘉名而终身蹭蹬，真非始料可及。
其实，庄生的文字是为鲁迅所爱重的。鲁迅主攻的方向是《文选》，他说得好，想从《文选》汉赋中寻出词汇来以为今日作文之助，也真不免是笑话。这场论争，看起来似乎是打了个平手。鲁迅手头无书凭记忆误用了《颜氏家训》的故实，被蛰存抓住了，鲁迅后来做了更正。问题是当发现对手是鲁迅时，蛰存依旧不依不饶，说了些尖刻的过头话，那就不能不说是年少气盛的出格举动了。
其实蛰存对鲁迅一直是尊重、敬佩的。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写成后无处发表，是蛰存冒着风险在《现代》二卷六期上发布的。不幸“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就发生在六个月后。蛰存后来还在拜谒鲁迅墓后赋长诗，诚挚沉哀，远较徐懋庸在鲁迅丧仪上所做的挽联为诚厚。蛰存还在什么文章中说过这样沉痛的话，鲁迅是从抄古碑的生活中走向革命，而他自己则从革命走向了抄古碑（原话不及查找，大意如此）。蛰存与鲁迅的关系，大抵如此。
我知道他和浦江清是童年起的好友，就托他转请浦先生写字，不久就寄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过一次香港，归沪后送去朋友托带的雪茄烟，他非常高兴，他是不用卷烟的。一次，我们几个人还一起到旧书店的仓库里选书，他兴致很好，选购了一批旧书。他和几位老朋友每周在陈兼与老人家里聚会谈天，因为住得近，介绍我也去参加，曾去过几次。一次他来我家看书，见了一部嘉靖本辛稼轩词，叹赏不止，因此知道他喜欢读词。又从我的书架上发现一册香港印的《三草》，借去读了，大加欣赏，撰文介绍，发表于《读书》，这怕是较早高度评赏聂绀弩诗的名篇。
一九五七年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因此贾祸。其实这是一篇正确的针对时弊的好杂文。其时风雨如晦，报社急于认错，痛改前非。当时我还是个编委，在被揪出以前，还得写社论，写依照宣传口径的各种文字。当时有“还债”之说，凡在鸣放中在本报发表的“毒草”，都得一一批驳、消毒。《才与德》是名篇，这批判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于是胡说八道一通以应命。这是我对蛰存口诛笔伐的一段公案。其实蛰存的杂文是写得非常出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在广东的《随笔》上发表过几篇杂文。记得有一篇是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反其意而论之的“匹夫无责”论，深刻痛切，不愧名笔。可惜不久就辍笔了。人们也都不再记起这位出色的杂文作者。
蛰存对时贤，也多有评论。对钱钟书，曾有议论，记不清是怎么说的了，大抵是觉得他过于炫才，且对同时侪辈过多苛评罢。我曾作文介绍郭绍虞先生关于杜甫论诗六绝句的辑订本，觉得编得不错，蛰存特写一信来，表示异议，且论及郭老对中国古代文学评论论著的一些不同意见。夏承焘是著名的词家，也是蛰存的朋友。夏的《学词日记》就是先在《词学》上发表的。夏对姜白石词研究用力甚深，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一时推为名著。蛰存撰短文《筝雁》在《文汇报》发表，对夏氏在白石“解连环”词中“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句的点读，提出批评。论证详明，从乐器的阮咸与琵琶，说到如此点读的根据，与宋代词人同调词作的句法，以及“筝雁”并用的句例，驳夏的“移筝不误”说。主张此句应作“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此词点读从来是个难题。康熙中先著作《词洁》，此词即九字连读为一句，也许是较早采取模糊处理的一例。此文可作蛰存对学术问题从不马虎，敢提出自己见解，诚直对待朋友的一例。
蛰存曾仿《花间集》例，选清人词作之类似者为《花间新集》一卷。书印成后以一本相贻嘱作读后感。我以为《花间》为词体初成时词人的词作选本，放笔而成，绝无束缚，生动天成，显示了开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气势，不是清人拟作所可并论的。而且专趋侧艳一路，品格不高。写了一篇“读后”，隐约言之。蛰存见之，说有言外之意。一笑而罢。
新时代以还，他的新作迭出，其实多是存货出笼，都是他在“闲寂”日子里积累下来的东西。唯一新撰的大书是《唐诗百话》。书出后佳誉如潮，连巴金都向我借了去读过。此书好处在新见层出，敢说自己的话，取传统的唐诗评论一一检讨，分期、作者、风格变迁、名篇解析，都有自己的见解，读之如遇一部崭新的唐人诗话。所见不必尽是，但确是一本崭新的文学评论。
一时他的新作如林，一次去看他，向他讨一本《北山集古录》，恰好案头有一本送给朋友的书，已经题好字了。他取过一张纸条，写上我的名字，就贴在原题上面，递给了我。他做事的通脱，就是如此。
他喜欢“诗余”，当他在资料室“闲寂”的日子里，就抄写历代词总集前后的序跋，后来印成一厚册。我向他建议，清初以还，词人刻集，不但前后有序跋，而且每词之后，多附评语。历来词论，多是三言两语，甚少长篇。像这些词后的简评，除了捧场话外，多是简要的词论，从来无人收拾，加以辑录，从中可以看出词风词派形成消长的消息。是个好主意。
他又创办了不定期刊《词学》，是继抗战前开明书店《词学季刊》而重起的专刊。每出一册必以相赠。我们都喜欢收集词籍，我曾写过一册藏词目录，并不完整，他借去读了，回信说所收乾隆以前刻本专集都可贵重。可见彼此收词取舍相同的标准。
其时重要词籍收藏家林葆恒逝世，藏书散出。上海各旧书店都有所得。林氏词籍绝大部分得自南陵徐乃昌，但精本并未全归林氏。一次秀州书店朱惠泉收得林家遗藏一批，送来我处。议价未谐取归。其中有三种是我不愿放弃的。记得有清初刻《幽兰草》，康熙刻《罗裙草》，都是精本。第二天跑去看时，三书已为蛰存买去，懊悔无已。蛰存是买他的乡人著作，陈子龙等都是松江人。《幽兰草》我后来还向蛰存借来读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