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从北京到南通（之四）
作者：曾昭奋
二○○四年，是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林洙出版了《梁思成、林徽因和我》一书，一时畅销。该书于六月份出版。八月份，上海《书城》杂志即刊出程先生的一位侄女——程怡先生的一篇长文，指出该书作者“在‘回忆’自己与梁思成的爱情时再一次让我的叔叔受辱”。为此，林洙及其著作被《信息时报》认定为二○○四年出版物中著作者失却应有诚信的三个事例之一，并以为这是“文人的沦落和悲哀”。
听建筑系老人说，程应铨与林洙结婚时，梁先生是主婚人。张奚若先生得知老友梁思成要与林洙结婚的消息，曾警告说:“你若……我就跟你绝交。”后来，这位老古板果真与梁先生断了往来。
梁思成先生和林洙先生结婚后，原来在梁家客厅中悬挂的，程家亲戚、被徐悲鸿称为“中国人像画家第一人”李宗津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在清华建筑系教美术课）所作的一幅林徽因油画像被取下。为此，梁先生、林先生的女儿梁再冰非常愤怒。
梁先生病体十分虚弱，“文革”中挨斗时，须由一同陪斗的建筑系的教师踩着平板三轮，把躺在三轮上的梁先生送至批斗现场……要是没有林洙先生的细心照料，梁先生的脆弱的生命，绝不可能延续到一九七二年。二○○一年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的纪念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梁再冰先生在提及林洙先生的名字时，很有礼貌地称为“林洙妈妈”。梁先生早已安息。前嫌尽释，也是人间之常情吧。
一九五○年，吴先生自海外归来，曾经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城市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避免。几十年过去了。“现实所发生的一切远非如此。……人口问题，住宅缺乏，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投机，建筑混乱，私人汽车猛增……已经在我国发生，且有一发难以收拾之虞。”这使他清醒，使他焦虑，更使他深感责任重大。
二○○二年，吴先生八秩大寿，曾以“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文化自新的努力”与同道和学生共勉，表现了一种不知倦、不服老的心态。
作为一位学界泰斗，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共产党员，他力求自己的思考、学说与社会主流保持一致。但是当他的思考与学说一旦跟社会风尚或决策者的一时认识或愿望相悖时，就会立刻化为泡影。他可以登上许多讲台，从校内到校外，从中央到地方，长篇大论，新见迭出；报告会讲谈会的高规格，听讲者的毕恭毕敬，热情可嘉，似乎听之恨晚。实际上，他所拥有的空间并不大。他不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协委员。他的声音和文字，只能出现在讲台上、讨论会中，出现在杂志里或姗姗来迟的著作中；而被当作耳边风或被束之高阁，原就是必然的命运。待到读先生的文章，惊悟于他的批评和警告时，早已时过境迁，只成了历史纪录，令人感叹。这似乎不能说是悲剧，然也充满着悲情与无奈。
吴先生选择的是致用之学，打从六十年前开始，坚持至今。面对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议题，却往往南其辕而北其辙：一边是学者，一边是官员和开发商；一个要保护环境，一个要政绩要牟利；一个要往东，一个却要往西。多少个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最最羡慕医院里的外科大夫，说一不二，谁也不敢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官员们说，台阶应该九级，柱子应该涂红，雕塑的火炬不该向右向左应该直冲云天；地产商说，河流应该填掉，容积率应该加大，古树名木应该让位给高级别墅。规划师建筑师只能一一照办。多少年中，城建界规划界流传着口头禅:“规划规划，鬼话鬼话”（被认为是无人理睬的鬼话），“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何日变为现实？），“规划规划，不如首长一句话”。首长一句话，或换了届，新来的首长的另一句话，都可以使规划师建筑师精心编制且已获上级批准备案的规划设计和正在实施的计划霍然中止，另起炉灶。这当不是悲剧，反而是一种喜剧了。
作为一个技师，吴先生乐于把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尤其希望得到那些成了“长”字辈的学生们的理解和支持。多少学生的名字，留存在老师的记忆与文章中。理想与现实，顺利与挫折，过去与未来，忧喜参半，悲欢交集，仍燃烧着不灭的希望。
吴先生同时是一位画家和书法家。六十一年前，他的水彩画就参加了全国第三届美展，以后又多次在国内国外举办过个人画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教书的吴冠中先生，就闻说中央大学建筑系有一个学生叫吴良镛善画水彩画，也见过他的画。五十年代，两位吴先生在清华建筑系共事。三年前，二○○二年，吴先生八十大寿，三联书店出了先生的画集，一本水彩，一本速写。吴冠中先生认为，吴良镛先生的画作“着眼于致广大而尽细微，就是说在整体统一的主调中刻画局部的完美”，“缘于感情的驱使，是陶醉，忘我，因而抓紧一切间隙而不知疲倦”。不少水彩画家的作品，难以望其背项。建筑学界泰斗，吴先生的先生童说过，“时间往往是匆忙紧迫的，但如果对某处文化历史环境特感兴趣，触目兴怀，流连光景，又有充裕时间，水彩画最合适不过了”。多少城市，在吴先生脚下匆匆流去。他在匆忙中写下的速写，与他的水彩画一样，有许多精品。街道，建筑，风景，人物，急就的画面，有时配上一行两行行云流水的行草，透露着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别具一格。
吴先生的书法，常见者都是行草。十几年前吴先生挽倪天增的横幅，就是一件行书精品。一九九二年，《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出版，收录了四十多位教授的“墨迹”，其中就有一些书法精品。而在如今的清华，是无论如何也搜求不到这么多“墨迹”了。
整整一百年前，严复任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校长时，自行起草、书写学校布告，文辞老到，书法精绝，布告一出即被偷偷揭走，成为复旦人的珍藏。思之令人神往。
梁先生的老同事老学生，就爱谈梁先生林先生客厅里悬挂的梁启超先生留下的一幅书法作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几十年来，书法曾被看作遗老遗少们的闲情逸致。但在清华建筑系（“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清华大学的“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仍留下几位业余书法家的雪泥鸿爪：
毕树棠先生。建筑系图书馆图书管理员，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之一。已逝。
戴志昂教授。他是戴季陶的侄子。已逝。
黄报青教授。是梁先生最得意最怜爱的学生。因为“公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至死。
朱畅中教授。也以篆刻知名，是梁先生助手。梁、林两先生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时，他是参加者并代表两先生出席有关会议。已逝。
汪国瑜教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参加者。一九九一年落成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门厅里大幅隶书石刻伟人语录，就是他的作品，但未让他署名。今年八十七岁。
王乃壮教授。徐悲鸿的得意门生。有现代书法作品问世。已经退休。
我跟吴先生建议，老先生们的书法篆刻作品，应该及时搜集、出版。吴先生很赞成。然而，曾声称要培养千万富翁的清华大学，真会出这种集子吗？
吴先生本可以著名画家著名书法家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国外，画画，写字，卖钱，过优哉游哉的生活。但他却一开始就选择了建设中国城市、构建中国城市科学的艰辛之路，一直视绘画、书法为业余。拜访快结束时，我跟吴先生说:“你的行书精品也应该尽快出一个集子。”并建议他多“休息”，从繁忙的设计、研究、著书立说和各种会议中匀出点时间，多出一些中堂之类的大幅作品。吴先生点点头，很高兴。我乘机求吴先生为我替一位青年朋友——吴先生的学生的学生所编的一本书《岭南建筑新语》题写书名。先生欣然应允。时在公元二○○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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